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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见02（第1页）

二、政见02

至于他对苏轼的态度，王巩的记载自然不会全属捏造，但也有相反的记载。如熙宁三年他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798]熙宁八年又曾对王安石说：“如苏轼辈为朝廷所废，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辄称荐。”[799]此处所谓“欺”是指“欺罔”君主，不是细事。但后来，高后却对苏轼说：“久待要学士知，此（指提拔苏轼事）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800]从苏轼元丰七年被量移汝州一事来看，高后的话应当也非他人凿空编来。然则，神宗对于苏轼的态度，是既怀恼怒，又颇赏识的了。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尝没有克制恼怒而用其才学的怀抱，且也不难明白，苏轼那些令他恼怒的举动，不过是反对“新法”，并非对朝廷存有二心。因此，在碍于“国是”还不能起用司马光时，苏轼却在元丰七年得到量移汝州的待遇，从负罪谪居转为赋闲待用，并在手诏中明言“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意，这是神宗准备录用旧党人士的明确表示。他明白旧党也是一个人才资源，弃之不用本是浪费，只要自己坚持“国是”不变，旧党的人才也是可以用来为其“圣政”效力的。

神宗的这种思想动态，苏轼是不难获悉的，除了王震、王巩这条途径外，他的信息来源并不少，甚至正在执政的章惇也是他的朋友。这样，政途上几已走入绝境的苏轼，如果希望复出，是应当把自己的心态和政见调整到与神宗相一致的。而且，这样的调整完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为由此而获起用，并不需以改变“节操”投入新党怀抱为前提，而不改变“新法”这个“国是”，也不妨碍他“因法以便民”的实践。就当时情势来说，只有通过这样的调整，他才能重新获得政治生命。当然，那就要对以前的言行有所“悔过”，把以前反对“新法”的政见改变为：基本上不反对，而施以纠补。对于苏轼来说，这既是不得不然，也是其思想的发展可以走到的一步。所以，我们认为，苏轼在谪居期间的“悔过”，亦不全是假的。问题在于，“基本上不反对‘新法’而施以纠补”这样的政见，苏轼不曾说出，后来形势大变，他只好换成另一种表述：基本上赞成“更化”而维护某些“新法”。他最多说到“校量利害，参用所长”，或者“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这样两不偏的综合的程度。但揆于情理，谪居“悔过”而仍思重出的苏轼，是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政见向晚年的神宗靠近的。即便照他后来的说法，也已与熙丰阶段的政见不一样，变化是确实存在的。

只要不去碰“国是”，神宗完全能够接纳苏轼，而苏轼也只有这样才能被接纳。可以说，元丰七年苏轼得以离开黄州，表示着君臣之间这一种默契的达成。接下来的重要事情，就是苏轼前去金陵与“国是”之父王安石和解。

据南宋人周紫芝《诗谳》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诗案”中的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801]此种“旧传”是否可靠，今实难以考见。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确实曾向神宗进言，营救苏轼[802]。史载王氏兄弟的政见并不很一致，但无论如何，毕竟是兄弟，王安礼此举至少可以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元丰四年，谪居中的苏轼收到新党李琮的信，告诉他王安石曾夸奖他的文章，苏轼回信云：

知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秦太虚维扬胜士，固知公喜之，无乃亦可令荆公一见之欤？[803]

按此所谓“《经藏》文”，当指苏轼于元丰三年所作的《胜相院经藏记》[804]，是一篇偈语式的谈佛文章。借助于谈佛，王安石通过李琮向苏轼表达了善意，苏轼随即拟委秦观去与王安石接触，要李琮引见。但李琮看来没能完成这个中介任务。元丰七年苏轼离黄州东行，经当涂时拜会了王安石的诗友郭祥正，并趁着醉兴在郭家壁上画竹石一幅，两人还互赠诗歌[805]。这样，谈佛以外，写诗也可能是苏轼通过郭祥正走向王安石的途径。到了金陵，苏、王二人就直接会谈了。会谈的内容，宋人的笔记中众说纷纭，据苏轼写给其旧党密友滕元发的书信云：

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806]

诵诗，说佛，本来就是双方沟通的媒介。但仅此便就“甚喜”了么？下文云：

公莫略往一见和甫否？余非面莫能尽。[807]

按和甫即王安礼，苏轼刚会见乃兄，又请滕元发去见乃弟，其意当不止于“诵诗说佛”而已，否则何以“非面莫能尽”呢？再看他写给王安石本人的信：

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808]

这里的“慰幸之极”，就是对滕元发说的“甚喜”，其原因是“闻所未闻”，那内容，也不会仅是“诵诗说佛”，而是与滕“非面莫能尽”的东西。除了政治，还会是什么呢？实在难以想象二人的数次会谈是不及政治的。之后，二人都表达了结邻而住的愿望，是真是假且不管，那至少表明二人之间已成功地取得了协调。此协调的内容，我们自不得而知，但它的下一步，似乎就是滕元发与王安礼会见，则苏轼岂是教滕也去与王安礼“诵诗说佛”？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说自己“游门下久矣”，虽然还没直说自己是王安石的“门下”，但也只差一点了。“门下”就是学生，不是通常的客套话，内含着愿为所用的意思。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苏轼赠王安石诗所云：“从公已觉十年迟。”[809]就是说，他们的合作来得太晚了，反过来也便是，现在的自己愿与对方合作了。

“从公已觉十年迟”是颇堪玩味的。距此十年前，正在熙宁七八年，王安石罢相与第二次入相的时候。对于这段往事，苏轼后来有这样的说法：“天下病矣……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吕）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810]这话写在“元祐更化”的主持人司马光的行状中，在举世歌颂其“更化”而咒骂王安石立“新法”的形势下，于如此重要的文件中却为王安石开脱，说他去而复用时也有“稍自改”之意，此亦绝不可以轻视。虽然我们不易论定王安石是否真有“稍自改”之意，但苏轼若非实有所据，又何必于举朝唾骂之际捏造故事妄为王氏开脱？又何必写入司马光的行状，嫌损其“更化”之功？然则，“稍自改”恐是苏轼与王安石金陵会谈时，对十年前王安石“去而复用”之举取得的理解，那么，“从公已觉十年迟”，当是“从公”“稍自改”了。这也等于说，他们可以有一种建立于“稍自改”上的合作。“稍自改”当然并不是“更化”，而正是宋神宗晚年所希望造就的局面：“国是”不变，参用新旧党人，补偏救弊以图好转。苏轼自居于王安石“门下”，乃表示承认王所确立的“国是”；自己见了王安石，又请滕元发去见王安礼，乃欲谋求二党的和衷共济；“从公”“稍自改”，则为补偏救弊以图局面好转。如此，则既是宋神宗、王安石、苏轼达成一致，也是当时的有识之士能够设想的最好前景。再看苏轼赠诗的另二句，“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未病的王安石是怎样一个大手腕的人物！此中深意，莫非是希望王安石再次对政局发生作用？若由王氏亲自主持扭转政局，岂不是最好的事？

以上，我们锻炼文字，提出一个关于王、苏金陵协调内容的假说，虽未能坐实，亦不为无据，可供学界参考。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苏轼曾有过基本服从“国是”而襄赞“新法”的政治态度，但紧接着的局势变化，马上使它成为一种历史的遗憾。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司马光入相，用“以母改子”的名义力改“国是”，主行“更化”，且以少有的宠遇起用了苏轼。在此情势之下，苏轼虽为维护某些“新法”而奋斗，却总体上要赞助“更化”，最多说到“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至少不能再把“新法”置于“国是”之地位。所以，元祐阶段的苏轼政见，不免又回头走了一步。然而，如比照熙丰阶段，则变化依然是明显的。我们相信，元丰七八年间的苏轼，曾经走向神宗、王安石更近。

4。元祐阶段

苏轼于元丰八年底进京（次年即元祐元年），自此直到元祐八年，是北宋历史上的“元祐更化”时期，也是苏轼作为“元祐大臣”发表其政见的阶段。他在此阶段内所写的奏议，数量很多，严格地说，其绍圣元年被贬惠州前所上奏状，亦属此阶段政见的表述，所以，从元丰八年十二月的《登州召还议水军状》，直至元祐八年、绍圣元年间在定州任上所写，总计超过一百五十封（《赴英州乞舟行状》写于被贬途中，此后便再无奏状）[811]。其中，除了论述具体的行政事务的以外，对朝廷施政的大节目提出意见，或对自己的基本政见有所申明的，也不下数十封。可见，这个阶段的苏轼，确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几乎凡朝廷的每一重大决策，他都参与提供意见，即或不在奏章上正式提出，也会在书信或别的文字中反映出他的态度。今将其奏状大致排比一通，所涉及的问题约有下列几个方面比较重要：首先是对“新法”或“更化”的态度，其次是对新党人物的态度，三是关于旧党内部的党争，四是有关边备外交、科举取士、冗官冗费与黄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的，五是为百姓向朝廷请命的，如要求放免积欠、赈济灾伤或地方上兴利除害之事宜等。此五方面虽不能包罗苏轼此阶段奏状的全部内容，但余下的也就比较琐细，不在这里一一陈述了。

第一，对“新法”或“更化”的态度。论及这方面的奏状，以《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最为集中明确，与此相关的是《论给田募役状》、《乞不给散青苗钱状》《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乞郡札子》《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应诏论四事状》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等。

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为学士院起草策题，曰《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812]，经高后点定后被采用。但这个策题马上遭到台谏官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的攻击，谓其诽谤先朝。苏轼于此月十八日及次年正月十七日，两次上章自辩，即《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在第二封自辩状中，他不但申明了所出策题的含义，并详细地交代了自己入仕以来的政治经历与政治态度，明确地表达了对当前“更化”政局所持的意见，原原本本，绝无丝毫含糊。故此封自辩状，是我们了解苏轼元祐阶段政见的最好材料。

他在策题中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813]这里虽然有谓仁宗为“媮”，神宗为“刻”的嫌疑，招来台谏的攻击，但其本意，盖在于综合前朝治术，探索“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之途径。应当说，这个策题是超越了党争的。鉴于神宗的“励精”之道就是“新法”，而“更化”的宗旨不过是废弃“新法”，恢复仁宗时的状态，则此策题也就意味着并不以“更化”为满足，也意味着对“新法”仍可适当吸取。如苏轼在自辩状中云：“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他自谓这是想实现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目的，也与策题的精神相一致。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大率多行仁宗故事”，而台谏也正站在“更化”的立场上攻击他，所以，其自辩便更多地强调继承神宗“励精”的方面：“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他在这里承认了熙丰之政在吏治、财政、边备诸方面的成就，认为必须继承，这也就等于肯定了“新法”的收效，同时，他对“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表示不满，这也就等于说“更化”的不是。然后，苏轼追述了他与司马光等人在“免役法”问题上争议的全过程：从元丰八年底自登州回朝，即建议保留此法，至元祐元年在“详议役法局”，跟局中官吏“论难反复”，并在政事堂与执政公开争论，又“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直至“今者”差役已成天下之患，而台谏犹“累疏力争”。苏轼由此得出总结：“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可见，这“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八字，正是苏轼自己对于“新法”的态度，而他对于“免役法”的维护，也正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不可轻视。

苏轼在熙宁时也曾反对过“免役法”，尤其对收取“免役钱”“免役宽剩钱”深致不满。但他在密州任上亲自推行“给田募役法”，却发现百姓甚以为便，效果良好。然则，只要真正将“役钱”全部用于雇役，而不是移作他用，则“免役法”在理论上是完全讲得通的，如他在自辩状中追忆他对司马光说的话：“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他用类比的方法证明了“免役法”的合理性，便极力维护之。按：所谓差役、雇役，是直接征发民户服役，与征收役钱以雇人代役，理论上原是等值的，但实践上，役钱总值必然超过差役总值，政府才可藉此增加一笔收入，故司马光视“免役法”为聚敛之术，必欲废之。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征钱雇役有利于社会分工的明确，使人民能各守其业，较之征发差役，其方式是进步的，正如苏轼用来与之类比的兵农分工一样。对于具有一定经济水平的民户，出钱免役，即便多出一点，也是高兴的。尤其是某些令承担差役者损害特大的役项，如“衙前”一役，职掌官物押运和供应，应差者倘无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则差失必然极多，那被责赔偿的数目竟是一个无底洞，往往能令其破产；而如出钱代雇，则再多也有个定数，不至于有破产之虞。应雇者若为专门的人才，则差失必会减小，又可领受贴补，等于社会上多了一个行当，较之轮流应差，实为公私两便。问题在于，朝廷收来的役钱，必须用于役事，将此钱返回民间，才能保证此社会分工设想的实现，否则，等于巧取钱财，且易引起通货紧张。鉴于熙丰时期的役钱实际上未全返回民间，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常移作他用，而民间因此大患“钱荒”，故苏轼又建议施行“给田募役法”以救此弊。此法将所有役钱用来买田，不以钱雇役，而用租与官田的方式招募无产业者应役。如此可保证役钱用于役事，且据他设想，到官置田产足够募齐一应人役时，可从此不再向人民收取役钱。但这等于以官田招来佃农，又从而奴役之，行于一时一地或甚有效，若长久、广泛地推行，则将在宋代社会里养殖出一个公家农奴的阶层，其利弊就不能简单预测了。要之，苏轼认为雇役法与兵农分工相类，可以维护，这是对的；他强调役钱必须用于役事，返回民间，这也正确；至于“给田募役”一策的利弊，则仍可商榷，以前吕惠卿行此法时，王安石就曾极力反对。

苏轼的奏状，大致皆于首句列出年月，依此年月，则《论给田募役法》作于元丰八年十二月初回朝时。但因与司马光议论不合，故此状没有正式上呈，至元祐二年二月才重录奏上的[814]。这是在与司马光争论无效，差役法已行，司马光已死，苏轼的策题也已引来台谏攻击之后，复又提出“给田募役法”，欲“卓然立一大事”。此议立刻就被王岩叟、朱光庭等攻罢。但到元祐三年二月，苏轼又上《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重申前议，并指责台谏官是“希合（司马）光意”，而自己屡遭台谏攻击的原因也就在于役法问题上的异议。此后，十月份上《乞郡札子》，再次申明自己因议役法与司马光不合，而被“希合光意”的台谏所仇，致使“给田募役”之议被攻罢；又指责台谏官“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根本违背了司马光“至诚为民”的本意；请求离朝外任，以避“台谏气焰”。在他这样屡次“乞郡”之下，朝廷同意他外任杭州知州。可见，苏轼于元祐间离朝，乃旧党内部党争的结果，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免役法”的存废。我们也可以说，苏轼是因了他维护“免役法”的政见，而被排挤出朝的。当然，他并未屈服，元祐四年十一月在杭州任上作《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通过对施行效果的统计，辨别差、雇二法的利弊，认为差法虽稍利于上户、下户，却有大害于数量最多的中户，而雇法则利于中户，要求朝廷妥善处置。其意仍在于维护“免役法”。

所以，元祐期间的苏轼，在许多场合成了神宗、王安石政策的辩护人，和某些“新法”（尤其是“免役法”）的坚决维护者。不过，其所言都以继承神宗的名义，对王安石仍常有贬词，说神宗“圣意”是好的，只是被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弄坏了[815]。采取这样的表述，也许是“更化”形势下不得不然，但是，苏轼笔下对“二圣”“更化”的颂词确也俯拾皆是，对司马光也常予赞美，这就表明他对“更化”总体上是不反对的。他自己本来也就是在“更化”政策下被起用的，在历史舞台上仍要担任“元祐大臣”的角色，这倒未必是由于他缺乏自拔于旧党的勇气，而是他显然认为维护某些“新法”不等于就成了新党。他对“新法”的态度，并未变得一概赞同，在元祐元年八月所上《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就以激烈的言辞攻击“青苗法”：“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状为了贬斥“青苗法”，还拿了“免役法”陪绑，甚至承认朝廷废罢“免役法”为善举。这固然意在攻“青苗法”，却也不免造成前后持论矛盾，虽不足深责，亦不为无咎。可见，身处“更化”政局中，即便他敢于冒犯众议为“免役法”辩护，有时候也不免要闪烁其词。元祐五年在杭州作《应诏论四事状》，对熙丰“新法”将“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仍持否定态度，对“更化”政策中放免积欠市易钱、积欠盐钱、酒钱、和买绢钱等，则不但肯定，且要求认真落实。这是因为诏令放免后，有司却不愿放弃这笔收入，依旧催逼，造成“黄纸放了，白纸却收”[816]的现状，令“更化”成为一句空话。苏轼要求将这些利民的“更化”措施认真落实，乃是出于爱民之心。到了元祐八年九月呈哲宗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则是努力想挽回哲宗的改用新党之意图，认为“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不需要更易法制。这等于肯定“元祐更化”的成效还不错，目的在于维护元祐之政了。

以故，总体上讲，苏轼在元祐阶段的态度，是基本上赞同“更化”的；但他的引人注目的政见，则在维护某些“新法”，尤其是“免役法”，实为他与旧党中另一些人分裂的起因。这两个方面，造成他某些言论有前后矛盾，但也促成了一种对其政见的最好表达：“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倘没有新、旧党争的牵掣，这种政见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实际上，无论“新法”还是“更化”，在苏轼看来都不能居于不可动摇、唯一正确的“国是”地位，这在他的私人书信中表达得更明确些。

昔之君子，惟荆（荆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817]

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818]

可见，无论就政见、就学术而言，他都反对独断。司马光的“更化”与王安石的“新法”一样不能是确定不移的“国是”：这才是苏轼政见的深层内涵。根本没有什么“国是”，凡事皆较利害而断，实事求是地处置之，不必受“新法”或“更化”两种指导原则的支配。从政治学上说，这大概属于功利主义的政治观。

第二，对新党人物的态度。

苏轼是贬斥新党人物的许多“责词”的作者，尤以贬吕惠卿的“责词”最为著名，那几乎是深恶痛绝的口吻[819]。在奏状中，如《缴进吴荀词头状》《缴进沈起词头状》《缴进李定词头状》及《参定叶祖洽廷试策状二首》等，都是针对新党或新党所荐人物的，或反对朝廷任以重要职务，或以为处治太轻，或欲根究其罪责。吴荀是吕惠卿所荐，而吕乃“穷奸积恶”之人，故苏轼拒绝起草吴的委任状。沈起在神宗时向南方用兵，已被神宗废罢，元祐初朝议叙复，苏轼乃封还词头，谓“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沈起承其意，“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因“王安石等曲加庇护”，而未被神宗处决，若叙复沈起，会令“四方群小阴相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渐，为害不细”。李定是王安石提拔的官员，也是炮制“乌台诗案”的元凶之一，苏轼不肯撰他的处治状，认为处罚太轻，要求“于流二千里以下定断”。叶祖洽是熙宁时对策支持变法而被擢用的，元祐时被追究罪责，苏轼也参与指摘其对策中用语的“乖谬”，不过，他也不同意定之为“讥讪宗庙”之罪。与此相似的是元祐四年作的《论行遣蔡确札子》，也反对用文字狱罗织罪名。看来，这是“乌台诗案”给他的教训，使他不用此法对付新党。但对新党人物的贬斥态度，是很鲜明的，凡对新党人物的任何擢用、宽免，都会引起他的警觉，极力反对之。这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周穜本是苏轼自己荐用的人，后来却上书请求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按说，神宗庙廷的配臣当然应以王安石最为合适，但元祐大臣们却定用富弼配享，这自然是“更化”政策下任意涂写历史。周穜的请求原甚正当，而苏轼却大加挞伐，说富弼配享乃“天下翕然以为至当”，周穜此议乃欲“尝试朝廷，渐进邪说，阴唱群小”，为了自己曾推荐此人，他还自劾待罪。苏轼之所以对这事如此重视，是因为怕渐开新党进用之门：

臣观二圣嗣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诚一、吴居厚……之流，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财榷利，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朝廷日近稍宽此等，如李宪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乞放还其弟，皆即听许，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进用，杨汲亦渐牵复，吕惠卿窥见此意，故敢乞居苏州。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今既稍宽之后，必渐用之，如此不已，则吕惠卿、蔡确之流必有时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时而复……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议，盖有以启之矣。

照此看来，苏轼实欲借此事发端，杜绝新党人物的进用之门，但由此也就不惜丑诋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狡诈百端，妄窃大名”，攻击周穜“虮虱小臣，而敢为大奸，愚弄朝廷，若无人然”，以为其背后“必有人居中阴主其事”。苏轼的防微杜渐，亦可谓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