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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轼的史评02（第1页）

二、苏轼的史评02

当然，这样论“理势”，仍嫌笼统。具体来讲，“理”和“势”的含义还有一些差异。论“理”的如：

齐高帝云：“吾当使金土同价。”意则善矣，然物岂有此理哉？[645]

这一条，是从一般的事理上来判断历史行为的正确与否。不合事理的行为，必然不能成功；合于事理的，则不但能成功于当时，且可以成为“万世法”，如他论秦废封建设郡县一事云：

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余里，其势足以封建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而学士大夫多非之。汉高又欲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论与子房何异？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高帝闻子房之言，吐哺骂郦生，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然卒王韩、彭、英、卢。岂独高帝，子房亦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646]

这段议论，层次比较复杂，但总的意思是：废封建立郡县是“理固当然”，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的，应当成为“万世法”。此是说“理”，但文中又提到了“时”与“势”。苏轼在《应制举上两制书》中也讲过“时”（上文已引述），那是指“风俗”而言，这里的“时”是指时势。他分析了三代与东周的不同时势，认为废封建立郡县是适合时势的。在这里，“时之所宜”是“理固当然”的一个内容，可见“理”的意思是比时势更普泛些的。苏轼又说，汉朝已认识到郡县制是合“理”的，但又不得不仍有所封建，这是因为一时的具体形势所迫，所以他赞同柳宗元的看法：“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封建制度是不合“理”的，它只是历史运行过程中的“势”造成的，故终究要废除。当然，考虑废除的措施时则要因“势”设法，不能像晁错那样鲁莽“削藩”。他说：

吾尝谓晁错能容忍七国，待事发而发，固上策。若不能忍，决欲发者，自可召（吴）王濞入朝，仍发大兵随之。吴若不朝，便可进讨，则疾雷不及掩耳。吴破，则诸侯服矣，又当独罪状吴而不及余国，如李文饶辅车之诏。或分遣使者发其兵，诸国难疑，亦不能一旦合从俱反也。错知吴必反，不先未削为反备，既反而后调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国，以合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647]

苏轼并不反对“削藩”，但他对晁错的鲁莽行为很不以为然。封建制虽然不合“理”，但此现状的产生自有其“势”的原因，不能逆“势”而行。他提出的两个办法，都是因“势”而设计的：一是利用君臣名分，召吴王刘濞入朝，夺其实权，若吴王不入朝，便可名正言顺地讨伐他；二是分遣使者到各诸侯国，要他们出兵共伐吴，即便他们不发兵，也会因出于疑惧而不至于助吴同反，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真正解决侯国问题的是后来的“推恩令”，即允许侯国之君再分封给他的子孙，使侯国内部分剖，中央便容易控制各个势力弱小的单位，易为郡县。这也是因“势”设法的。可见，反“理”而行固然最终要失败，但合“理”的计划要获得成功的保证，亦必须深察形势，因“势”设策，否则也难免招来祸患，付出重大代价。“理”与“势”在这里似乎对立了起来，因为“理”更具普遍意义，是一种关于完善的理想，而“势”则具体地表现于历史的动态运行中，表现于各种矛盾的力量消长之中，从而更具现实性。所以，“理”与“势”之间既有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方面，又有普遍与具体的统一方面。有效的行为，须是导“势”以入“理”的。——这是“理”与“势”的关系。不言而喻，在具体剖析历史事件时，“势”更值得关注。

“势”是一个很古老的术语，战国诸子如孟子、荀子、韩非子都爱用这个字。汉人的训诂学中，“势”多训为“力”，如：《易·坤卦》“地势坤”，虞翻注“势，力也”[648]；《淮南子·修务篇》“各有其自然之势”，高诱训“势，力也”等等。把“势”训为“力”，应该是不错的，但这两条语例都仅指自然形成的“力”，《说文解字》释“势”为“盛权力也”，则已引申为社会性的权力，至如马王堆帛书中大量的有关**的术语“势”，则指男性的性能力，但这个义项只在一定的专业文献上被承用。所以“势，力也”应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或生理上的“力”，而以前两项为主。“势”的这种“力”，可以体现于主观上，如某种情状的许多次反复后给人的心理造成某个定势，予人的行为以影响力；但一般讲“势”，是体现于具体事物的关系中的客观的“力”，它不能孤独地存在，而必须依托于事物，故常称“体势”、“形势”等，其使用的领域也广及自然科学、社会学、军事学、历史学及书法、绘画、文学等，成为各领域共通的批评术语。苏轼有《形势不如德论》一文，概括“形势之说有二”，曰“有以人为形势者”，“有以地为形势者”，他分别举了一个例子，前者如三代之分封诸侯以合成“君臣之势”，后者如秦汉之建都关中，以形成内固外临之“势”[649]。当然，这二者都不能救其亡，故“形势”终不如“道德”之为根本，但“形势”亦不可忽视。

在关于“形势”的问题上，苏轼有一篇名文，即《志林》十三篇中的《论周东迁》一文。周平王东迁于洛，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从此进入春秋、战国之乱世。苏轼认为，这一乱而不可复收，是迁都之故：“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故也。”他说，假如平王“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而一旦迁都，则“形势”尽失，虽没有“大无道”之君，也不能复振。所以，“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在这里，所谓“形势”乃综合地利、人和而言，在一般讲“有道则兴，无道则亡”的儒生常谈之外，苏轼突出了“形势”之得失为成败攸关之大事，而迁都与否则直接导致“形势”之得失。他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之：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他又举其他的史例说：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

由此可以证明苏轼的论点：“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650]

明代茅坤评此文云：“分明是宋南渡一断案。”[651]此语不知是泛论，抑有所据依而发？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渡过黄河，逼近汴京之时，就宋钦宗或走或守之问题，曾引起争论，《宋史·唐恪传》载：

（宰相唐恪）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按此事亦见《宋史纪事本末·金人入寇》，文字略同。《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少宰唐恪罢尚书右仆射”条云：

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来，力劝上为避狄之计……上以为然。而开封府何栗奏事，上以恪之言问。栗曰：“虽周室东迁，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尽挈父祖田宅而鬻之。”……上激怒曰：“朕当死守社稷！”

按《会编》所记何栗之语，即出苏轼《论周东迁》一文，亦即《宋史》所谓“引苏轼所论”云云。然则，靖康元年十一月之定计守汴不迁，乃缘何栗力主，而引苏轼此论为据，以感动宋钦宗。此后守城之事委于何栗，而栗未能成功，结果城破，君臣被掳北去。鉴于此，明代朱鹤林批评云：

靖康初，斡离不入寇，李纲力主固守京师，钦宗从之。幸而金人旋退，京师无虞，纲亦罢去矣。至冬，复入寇，何栗又力主纲议，且引苏轼所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以足顿地，誓死社稷。未几，举族北辕，身死沙漠。呜呼！徽、钦岂死社稷之人哉？然则平王东迁，苏轼何以云失计？曰：骊山之难，西周已亡矣，非至平王而始衰也。西戎交侵，檇王奸令，平王不迁，将覆亡之不暇，奚止于衰而已乎！平王之失，在于迁洛之后，不能自强，而以岐雍之地拱手授于嬴秦。谓周之因迁而衰者，此目论也。轼本轻于发论，而何栗遂援之以误徽、钦，后之君子不可以不鉴也。[652]

他指斥苏轼之论为“目论”，将北宋之亡归罪于李纲、何栗，而终归因于苏轼的“轻于发论”。那么计将安出？不过逃走罢了。他说逃走之后，可再“自强”。然而苏轼早就指出：“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因为随着迁都而来的便是苟安，无“自强”可言。要论“自强”与否，已决于战守与逃亡之际，若选择逃亡于前，而望其“自强”于“形势”尽失之后，岂非空论？言迁都之失，不是就迁都之事本身而言，而是因迁都与否关系到“形势”之得失而言的，其实质是一个进取、抵抗与弃退、逃跑的问题，也就是“自强”与否的抉择。南宋人士大都能认识到，汴京被破，正是朝廷斗志不坚，心怀犹豫、侥幸之故，而南渡以后不能复振，也正因放弃汴京、迁都东南之故。《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引《中兴大事记》云，宋高宗即位以后，“李纲请幸荥阳，宗泽请幸京城（按即汴京），汪（伯彦）、黄（潜善）请幸东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为上……失此一机，中原绝望矣。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也”[653]。《中兴大事记》的作者是吕中，考其学术源流，盖出于浙东学派[654]，他对于南宋偏安的遗恨，证明了苏轼之论的正确，故直接引用苏轼之语以批评宋高宗弃汴京而苟安东南之举。这大概也可看作浙东学派继承苏学的一例。[655]

至于唐恪所谓“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者，乃是实为逃避之计而文饰以美言。“景德故事”指寇准挟宋真宗亲征澶渊之事，那是北上迎敌，而“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则是效仿宋徽宗临危内禅、脱责退避之举，不可同日而语。当真宗景德之役，亦有主张迁都西蜀或东南者，若无寇准力主亲征，恐怕早就成了“南宋”。苏轼对景德亲征是积极肯定的，他引用东汉光武帝故事，云：

王郎反河北，独钜鹿、信都为世祖坚守。世祖既得二郡，议者以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若无复征战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苏子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可谓汉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莱公不可，武臣中独高琼与莱公意同耳。公既争之力，上曰：“卿文臣，岂能尽用兵之利？”莱公曰：“请召高琼。”琼至，乃言避狄为便。公大惊，以琼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为安全，但恐扈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耳。”上乃大惊，始决意北征。琼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杰也。[656]

在“兴亡之决”的关键时刻，图身家性命安全而为逃避之计，令扶驾的兵众置父母家乡而不保，此必然俱失地利人和之“形势”，一溃不可收拾。当此之时，即不能进取，亦当固守，迁都逃跑无异于自取灭亡。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第一次兵临汴京时，宰相白时中主张逃跑，李纲力主坚守，钦宗犹豫再三，《宋史·李纲传上》载：

未几，复决意南狩。纲趋朝，则禁卫擐甲，乘舆已驾矣。纲急呼禁卫曰：“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皆曰：“愿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遂命辍行。纲传旨语左右曰：“敢复有言去者斩！”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六军闻之，无不感泣流涕。

按此亦北宋“兴亡之决”也，观李纲之所以感悟宋钦宗者，与邳彤、高琼之言无异，苏轼所谓“皆一代之雄杰也”。其所谓“雄杰”，盖不仅就其勇气言，而更就其深察“形势”，紧握“势”之强弱的转捩点而言。朱鹤林乃以为李纲是幸而成功，何栗则是以苏轼之论误徽、钦，可谓不察“形势”。徽、钦即非“守社稷之人”，此时亦当以国家存亡之“形势”为重，虽然何栗未能守住汴京，但“二帝北狩”给予赵宋士民的耻辱感后来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力量凭借，“误徽、钦”换来的是国家“形势”不全失，这才谈得上“自强”以图恢复。如果钦宗南逃，恐怕金兵轻易得汴，急追南下，连南宋也没有了。朱鹤林云：“后世君子不可以不鉴也。”正当反其意而鉴之。

把苏轼论景德之役与其论周之东迁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明白他反对迁都的深意在于把握“形势”，而不是单纯地讲迁都的问题。他认为，在关键时刻，某个行为是得“形势”抑或失“形势”（包括地利、人和两方面），会成为“兴亡之决”。这是他对历史上的具体变故所处之场景深入体察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观察史事的眼光犀利之处。在这里，与一般意义上的“理”相比，“势”是更须深察的，因为它关系到“兴亡之决”。

自然，到“兴亡之决”的时分来谈“势”之得失，已是危乎殆哉。必须在变故发生之前先察其渐，才能有效地控制其“势”，这就需要更细微的观察了。苏轼云：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657]

他说，天子之“势”本是很厚的，“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才会使此“势”逐渐瓦解。当然，天子是万民的主宰，收天下之赋税以养官养兵，用以治理、自卫，这是整个社会结构如此，此结构一旦建立，其“势”自不易夺。但历朝历代都不免于亡灭，则此“势”必有积弱日溃之“门”。隋吉藏《净名玄论》：“称门凡有五义……二曰简别余法，门户各异。”[658]“门”在这里以其比喻义而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术语。苏轼谓，使天子之“势”日溃而至于亡者，其“门”有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他撇开天子无道则亡的常理不谈，纯从“势”的方面考察，总结了四种导致灭亡的情形。这四种情形，虽然最终都表现为一次突发性事故，但其实质却是“势”的日渐溃散造成的，也就是“天子之势”溃散的四个“门”。如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不至于亡。故须于“其全安甚盛之时”深察此“门”之所在，乃兴亡之所系。苏轼将“势”的变化分析为几个“门”，在理论形态上似是演绎分析，其内容实是对历代兴亡原因的归纳总结。依此思路，他从历史中总结的教训越多，则对其“理势”论的分析阐述就会越丰富深入。凡一种理论是为切实的而非玄虚的，固应如此。

“势”的变化之“门”，颇似后来吕祖谦所谓的“机栝”。吕氏论史，谓先看“统体”，“既识统体，须看机栝。国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栝。”[659]苏轼从“兴亡之决”进而考察“所由亡之门”，无疑就是在努力获取这种“机栝”。而且，他对“理势”的这种分析，不但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是切中北宋社会的现实，力求为当代提供借鉴的。所以，分析“理势”（尤其是“势”）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对付的办法，即所谓“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怎么“塞”？其智术亦当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更讲究之。当然，就总体而言，“道德”是根本，“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660]，“道德”才是根本上足“恃”的，智术再高，亦必有百虑不及之处。然而，世衰道降，针对现实问题的智术亦不能不讲究，关键在于智术要通向“道德”，为恢复“道德”而讲智术。实际上，这既是从“道德”的高度批判智术，又是从现实的需要总结历史上的智术。合而论之，固以前者为重要，分而探析之，则后者在苏轼的史评中亦占较多的分量，有丰富的内容。

4。智术

三苏之学，就其理论体系本身而言，亦根柢六经，归本于道德仁义；但他们在当时却是以贯通诸史、深察人事理势、提供济时之智术而闻名的，因为他们不讳谈智术，所以被许多人视为战国纵横家之流。苏洵著《几策》《权书》《衡论》，都是剖析理势、探讨智术的，他明确提出“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661]，而且把圣人制礼作乐、删诗编书、明易作春秋，都解释为互相配套的统治术[662]。如果说，在别的方面讲智术容易引起一般儒者之诧异的话，在军事方面是最不必讳言智术的，故三苏父子始皆以论兵著称。苏洵云：

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663]

礼与信都是纲常，是长久的、恒定的、一般的，遵循这样的纲常本非难事，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664]有所不能的是智术，对于君主来说，那在“御将”的时候，尤其是“御才将”的时候，也是必须讲究的。君主只要能够克己循礼，“不为”是可以克服的，但“不能”却难以克服，必须学习、探求、借鉴、博取，才能进步。这等于说，道德修养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纯技术的内容，不可不掌握。“御将”如此，至于行军打仗，则用兵原是“诡道”，岂可以抛弃智术？所以，如果局限在军事领域讲智术，一般还不会与传统儒家的观念形成尖锐的抵触。但苏轼却并不将智术局限于军事领域。

《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鲁隐公是鲁惠公的继室之子，他的弟弟即后来的鲁桓公，也是另一个继室之子，但桓公的母亲生而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所以桓公好像更有理由继承君位。依传统的说法，鲁隐公只是暂时替桓公“摄”位的，因为惠公卒时桓公还太年幼，据说隐公原无意于久占君位，等桓公长大，原准备授还给他的。但后来有个公子翚，请隐公把桓公杀了，可以长据君位，隐公就向他表明了让位的心迹。这样公子翚倒害怕起来，就串通了桓公将隐公杀害，桓公得以继位。这件事，分明是鲁隐公好心不得好报，所以论者大都给予同情。然而，苏轼却批评他不“智”：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665]

苏轼认为鲁隐公倒也称得上“仁”了，只可惜他的“智”太低劣，连路人也比不上，路人看到有行凶之意的强盗，会捕击之以免受害，鲁隐公却不能及时解决那个有行凶之意的公子翚，自贻后患。所以，倘“不敏于智”，徒有“仁”心是没用的。“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666]君子做事固然是从仁义出发而不是从利害出发的，但也要深明利害，那行为才有卓效。以故，深明利害之智术，必不可少。苏轼认为，大圣人孔夫子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