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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02（第7页）

[705]苏辙《进策五道·君术·第一道》，《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六。

[706]《苏轼文集》卷八卷九卷四。

[707]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记刘安世语，《丛书集成》收王崇庆《元城语录解》本。

[708]《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四部丛刊》本。

[709]苏轼《策别·课百官一》，《苏轼文集》卷八。

[710]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卷二十五。

[711]苏轼《策别·安万民一》，《苏轼文集》卷八。

[712]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

[713]苏辙《御试制策》（即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所对策）中也谈到相同的问题，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714]苏辙《上皇帝书》，《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一。

[715]苏轼在定州所上奏议《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苏轼文集》卷三十六。

[716]《策别·安万民一》，《苏轼文集》卷八。

[717]《策别·安万民三》，同上。

[718]苏轼《策略二》，《苏轼文集》卷八。

[719]苏轼《策略三》，同上。

[720]苏轼《策略四》，同上。

[721]《嘉祐集笺注》卷十五。

[722]《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723]欧阳修《议学状》，题下小字注：“嘉祐元年。”《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十二。

[724]《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三十七，“奏议”类。

[725]苏轼《贾谊论》《苏轼文集》卷四。

[726]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727]此时王素知益州成都府，苏轼有《上知府王龙图书》，见《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728]苏轼《三槐堂铭并叙》《苏轼文集》卷十九。此文把王家与唐代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三代相比。

[729]苏轼《王仲仪真赞并叙》，《苏轼文集》卷二十一。

[730]王震《宋史》有传，元丰时任中书检正官，曾执笔入记神宗语。王巩《闻见近录》（《四库全书》本）称他为“六侄”。此人也就是《南丰类稿》序言的作者，署“三槐王震”，“三槐”之义见苏轼《三槐堂铭并叙》。另外，苏轼晚年在南方颇得广州知州王古的照顾，王古是王巩的另一个侄子，见《宋史·王素传》附。

[731]司马光《论制策等第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

[732]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二。

[733]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

[734]苏轼曾想把堂兄的女儿嫁与司马康（光兄子，光养为己子），见《与堂兄三首》，《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735]《苏轼佚文汇编》卷四收录他熙宁二年至四年在京期间的家书较多，如《与子明九首》的前六首，及许多题为《与堂兄》的尺牍。内中述及家事，似颇为纷繁。而提到的一些故交朋友，则皆属当时的“旧党”。这种社会关系，是在苏轼面对“新法”之前就已形成了的，如果他要支持“新法”，势必自脱于此交游圈外，甚至可能众叛亲离。故宋神宗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说：“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他估计苏轼深处“流俗”之中，必不肯违众自拔。苏轼确实愿意在旧臣、故家交友中“优游浸渍”，不愿效法别的“新进小生”。他在《贾谊论》中为自己设计的政治道路，决定了他的这个态度。

[736]司马光荐苏轼为谏官，在熙宁二年十月，见司马光《手录》卷二“奏札并举苏轼等录”，《司马光日记校注》11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其荐举状即《再举谏官札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一。

[737]苏轼《与子明九首》之一，《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738]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

[739]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

[740]据我们所知，当时大概只有刘攽持论与苏轼略同，见《宋史·刘攽传》。

[741]欧阳修《议学状》，《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十二。

[742]如欧文云：“既以文学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欤？则真伪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学劝人修德行，反以利诱人为矫伪。”苏文云：“夫欲兴德行，在于人君……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可见苏轼是本于师说而尽发其蕴。

[743]苏轼《谏买浙灯状》，《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74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