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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民惊问坐何事（第2页）

过去几年，苏东坡侍读哲宗，他们之间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生之情。

苏东坡“每经筵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

宣仁太后对苏东坡十分倚重。

苏东坡“尝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宣仁太后曾对他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

当其时，“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

哲宗的眼泪，对苏东坡来讲是很难泯灭的信任。

因此，尽管离开了京都，苏东坡始终忧心忡忡。

他担忧小皇帝政治稚弱，有勇无谋，是非不明。

在离开朝廷出知定州途中，他恳切上书，劝哲宗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

他告诫年轻的皇帝：“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六）

他担心小皇帝急功冒进，贻误国事。

然而苏东坡一厢情愿。

哲宗的政治思想和方向已经与苏东坡相去甚远。

苏东坡被黜时，章惇、吕惠卿虽已复官，但元祐大臣尚有强大的实力。

新旧党斗争激烈，胜负未定。

因此，当苏东坡离开定州太守官邸挥鞭南下，他还很乐观。

苏东坡不相信他将无法回来。

他不相信自己会如柳宗元长期滞留南荒，最终落得“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的结局。

启程那天，天色晴好。

苏东坡想出门遇晴，正是如韩愈遇赦、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一般的“衡山之祥”。

逐客何曾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临城道中作并引》）

他相信太行山也同衡山一样了解忠臣的冤屈。

然而待苏东坡到达惠州，听闻元祐诸臣纷纷遭贬，逐渐感到北归无日。

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其七）

不过，苏东坡认为“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是正常现象，人应当“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

他对贾谊急于求成，因一时得不到汉文帝的重用便郁闷而死深表惋惜，慨叹“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贾谊论》）

苏东坡已五十九岁，他隐隐以不能“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和陶咏三良》）为恨，但此时仍未放弃回京的希望。

东坡起初在惠州的谪居生活，处境相当艰难。

首先是水土不服。

当时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苏东坡年事已高，对蛮风瘴雨很不适应，甚至担心随时毙命。

并且苏东坡痔疾缠身，日常起居诸多痛苦。

其次是生活困窘，甚至需靠人施舍救济，“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