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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如寄独为别（第3页）

他开始感到：人生如寄。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这是熙宁十年（1077），徐州。

苏轼第一次对人生产生了不确定感。

这种不确定感嗣后越来越强烈，直至他病逝。

元丰二年（1079）：“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一）

元丰三年（1080）：“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

元祐元年（1086），“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福祸。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和王晋卿》）

元祐五年（1090）：“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次韵刘景文登介亭》）

元祐七年（1092）：“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送芝上人游庐山》）

元祐八年（1093）：“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绍圣四年（1097）：“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和陶拟古九首》之三）

靖中建国元年（1101）：“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郁孤台》）

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苏轼犹言“吾生如寄耳”。

苏轼讲“寄寓”，当然来自庄子。

他赞成庄子认为人生不过是“大块”之中的一点的比喻。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这篇作于徐州的文可以证明。

庄子认为，人是自然造化的产物，物质形体只能存在于无限天地中的有限时空，是为“寄寓”。

这个观点令苏轼着迷。

他反复咀嚼庄子的思想，感到豁然开朗。

他想，其实人的生命本质也不过是一段“寄寓”。生命有限，物质终将破灭，故心灵只是短暂“寄寓”。

然而苏轼与庄子的“寄寓”不同。

庄子的“寄寓”是消沉的，认为人的私欲即背道。

故庄子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和价值，只是一场虚幻的“寄寓”。

苏轼的“寄寓”是积极的，认为人的七情六欲正是“寄寓”的本质意义。

所以，苏轼的“寄寓”，是道，也是儒。

苏轼的“寄寓”是超越。

是一份优雅的姿态，是在一切人事中秉持“寄寓”的超然，从而超越各种功利追求。

此即秦观之言：“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也许因此，苏轼不忌讳用文字尽情抒写对变法的不满。

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宿州次韵刘泾》）

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雨中过舒教授》）

他在同反对新法的前辈范镇、张方平、司马光的尺牍交往、诗歌唱和中也不讳言对变法的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