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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如寄独为别（第4页）

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送范景仁游洛中》）

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荒林蜩蚻乱，废沼蛙蝈**。遂欲掩两耳，临文但噫喑。（《张安道见示近诗》）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司马君实独乐园》）

自然，这些诗歌后来成为“乌台诗案”的罪证。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对时事不发一言，埋头撰写《资治通鉴》以避过政治风险。

但苏轼不是司马光。

他似乎彻底放开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对并非他职守范围内的事情竟然“大放厥词”。

他在《上韩枢密书》中对当时连年用兵的时局提出异议，声称：

今者，贪功侥幸之臣，劝上用兵于西北。使斯言无有，则天下之幸，孰大于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争也。

熙宁十年（1077）在《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更点名批评王韶、章惇、熊本、沈起、刘彝、李宪等朝臣：

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也许苏轼对用兵的看法并不那么高明，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区别于一般官僚的政治气度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士人气节，苏轼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如此。

苏轼也如此。

此即徐州的苏轼，抗洪救灾、修筑堤坝、为百姓寻煤，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做官。

偶尔，他吟啸山林，以道家的无为来获得与自然的和谐相融。

在徐州，苏轼常常随意醉倒在大自然中，这在密州、杭州都不曾发生，此时的苏轼内心深处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

从通判杭州的“致君尧舜”到密州的“超然自达”，再到徐州的“寓意于物”、“物我相得”，随着宦海的沉沉浮浮，苏轼的心也浮浮沉沉，不能自已。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改知湖州。

他即将告别徐州而去了。

未来，他将常常想起徐州的山水和人情，“彭城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

他将不断回想燕子楼的夜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曲港跳鱼，园荷泄露”（《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那一派清幽景象，以及被鼓声惊断的梦。

可是，他将再也不会行遍小园去追踪盼盼的身影了。

徐州人含泪送别他们的太守，“父老何自来，花枝袅长红。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二）

他们心中的黄楼将永远抵挡一切波涛。

赴任湖州的路上，途经灵壁，苏轼仍无法挥去离情。

他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与徐州父老生死与共的经历使苏轼曾设想有朝一日回徐州买田终老：“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当然，如同他在徐州所领悟的，即便悲欢深切如斯，此地也不过是苏轼人生中一处寄寓之所罢了。

今日，徐州已是煤城和重工业城市，本为抗洪而筑的黄楼、苏堤成为苏轼曾经来过的明证。

如今的苏堤两侧繁花盛开，每当入夜，霓虹与云龙湖波光辉映，静静映照着徐州人对苏轼最幽静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