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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青山可埋骨（第3页）

苏轼一生，天才纵横而命运多舛，但他凭借儒释道合一的人生气度，总能于沉浮中自持，并始终保有个人的信仰与才华。

从儒家传统而言，苏轼在写作此“绝命诗”之际，仍然秉承“致君尧舜”的君臣之礼。

因此，对于可能宣判他死刑的皇帝，他并未吐露一句怨言，反而盛赞其如春风般的圣明。

对与他情感甚笃的兄弟苏子由，他极其关爱而诚挚。

故临死时，更多的是怀抱对增添其负累的愧疚以及不舍。

至于自己的身死，他似乎不太关心，认为不过是“百年未满先偿债”而已。

对命运逆来顺受的佛教思想，以及“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道家情怀都在这首诗里交错呈现。

后来，这两首诗传到了皇帝手中。

宋神宗深为感动。

加之包括太后在内的许多人的劝谏，苏轼最终获判很轻的处罚，只是降职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无签署权即停职了事。

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监狱，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乌台黯淡的牢房里被囚禁130天之后，苏轼出狱了。

那一天，开封的天光应当是阴郁的，如同苏轼悲喜交加的心。

事实上，开封这座城市所镌刻的有关苏轼的痛苦记忆尚未完结。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五日苏轼病故，次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葬郏。

三个月后，即九月七日，宋徽宗诏在文德殿南门——端礼门前、各州县遍立“元祐碑”，将他所痛恨的以苏轼为首的反对变法之人的名字刻在了石头上，以儆效尤。

碑文由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亲笔书写，史称“奸党碑”、“元祐党人碑”。

碑文中有“皇帝命书刻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之语。

这是一块耻辱的碑文，相当于后世的黑名单。

碑文右列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苏辙名列其中，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苏东坡名列其首，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皆名列其中。

按照皇帝的诏书，因为是害政之臣，所有碑文上的人及子孙将永世不得为官。

当时苏轼已不在人世，如果一息尚存，以他生就的横跨入世与出世两端的头脑和心灵，或许讪笑不已。

但也必定痛苦不已。

加诸己身的侮辱他将无所畏惧，而对于子孙世代不得为朝廷所用，只怕犹如他曾言“人生忧患识字始”，将悲愤而无奈。

然而，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非由某个皇帝或几个弄臣任意书写。

今天，“元祐党人”碑已湮没殆尽，仅广西桂林龙隐岩存有此碑。

而那些名列碑文上的名字，反而因此具有独特的光芒，他们的以民为先，他们的择善固执，使耻辱变而为荣光。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二十日，苏辙与苏过等遵照其兄、父的遗嘱，将苏轼的遗骸葬于郏县。

从此，这位照彻过北宋开封都城的天才，就在阴暗的坟茔之中西望那带给他荣耀和痛苦的城郭宫墙。

一切的繁盛与凋零，都只是东京梦华而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