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杭,苏轼是带着创伤而来的,在京都与王安石们的交锋,苏轼失败了,这是他遭遇的第一次政治失意。
天才而热忱的苏轼内心弥漫着无奈和愤懑。
但苏轼此时的创伤还不深,内心深处仍潜藏灼热的希望。
宋神宗出于对天才的回护,否决了王安石们企图将苏轼外放到颍州的奏议,钦定苏轼前往美丽富庶的杭州。
苏轼到杭州是副职,称作倅杭。
王安石担心苏轼以知州之力抗拒新法,故而只肯让他做辅助官吏。
这更使苏轼的痛苦加倍,他无权抵抗,将不得不推行自己所反对的法令。
这一重痛苦,正如曹植《杂诗》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欲仕不能为;
而另一重痛苦则是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中表达的“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欲罢而不能超脱。
政治上初受挫折,但济世救民、建功立业之心仍然炽热,这种炽热,当其得不到纾解时,便往往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嘲讽。
此时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
这位“拗相公”经年蛰伏之后,一旦得到施展抱负的舞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新法的征程。
征程十分坎坷。
北宋朝廷积重难返,而新法过于铺张扬厉,多方并举反欲速不达。
或由于所用非其人和浊吏的因法营私,使其履行常常中途变质,以致时有事滋扰民。
没有撒花,没有万民拥戴,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例如朝廷实行食盐官卖而严禁私贩,但私贩法重而官盐贵,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为三月。
胆大而私贩者则往往获罪,杭州因违反盐法而获罪的一年多达一万七千人,而那些受到惩处的盐犯多是贫苦的疲民。
朝廷新法如此峻急,苏轼眼见之而不能不一吐为快。
苏轼在杭州,常巡行浙西诸县。
他看到朝廷派往各地的劝农使者不切实际地强迫农民贷款:“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山村五绝》其二)
他看到朝廷推行盐法反而使百姓无盐可食:“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其三)
他看到青苗法意欲劝农反误农时:“杖葬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其四)
到底新法如何?
王安石追求的政治理想实现了吗?
老百姓是否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并没有。
官役催人老,百姓们照样如畜生一般在浪雨中挣扎,为官者却在遥远华丽的庙堂之上津津谈着变法。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苏轼所见种种新法无当,每每与初衷相悖,不禁语带讥讽,句句都刺痛了朝廷敏感的神经。
对于苏轼以诗文书愤的危险,好友文同曾提醒他保持缄默——“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送行诗》)
文同,字与可,号石室先生,是苏轼在凤翔任职时的旧识,以善画墨竹名世。苏轼画竹,可说得自文同的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