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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潮上君须上（第4页）

熙宁三年（1070），文同曾到京师做官，与苏轼有过别离五年之后的再会。

在文与可的劝诫之前，毕仲游做过同样的事。

仲游字公叔，元祐初为军器卫尉丞。后来应学士院策问，苏轼欣赏其文，擢为第一。

毕仲游曾将苏轼讽刺变法的行为喻为抱石救溺。

他说：“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文与可和毕仲游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轼一派天然的秉性实在是太过突出了。

爱他的人，自然爱其自然，恨他的人，却必定恨之入骨。

然而此时的苏轼还未曾完全体会政治的凶险。

正如文同和毕仲游所料，苏轼这些讽刺诗，后来成了“乌台诗案”最无可辩驳的证据，几乎断送老头皮。

然而苏轼永远是苏轼，当人生的风雨倏忽而至，他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被风雨所吹拂侵蚀，反而因此欣赏风声雨滴里的独特景致。

至杭次年十二月，苏轼被派到湖州去相度堤岸利害，在那里他为好友、湖州太守孙觉作了一篇《墨妙亭记》。

在此记末段，苏轼谈到了自己面对多舛命运的应对之策：

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知命”，这就是苏轼的选择。

无论事物成与坏，不能在天命前无所作为，而应当极尽人事，“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

苏轼的重点在“尽人事”三字。

在他看来，人世间的一切，无论物与人，始终矛盾而变化。

因此，个人政治生涯的升降荣辱，无论是否令人欣喜，都是自然而然发生，不足为奇。

但人决不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应当坚守素志，竭力勉为。

当尽力之后，若事情仍不能成就，则内心无憾，这就是苏轼的“知命”观。

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积极而现代的生存观念，苏轼的生命力之强大，热忱之永不衰减，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其根源。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苏轼的消沉避世是偶然的，而积极入世创业则是必然。

故苏轼在杭州一方面强烈地讽刺新法的弊端，另一方面却也积极地投入到政务之中。

杭州连下十天雨就会闹水灾，一月不雨又会闹旱灾。

苏轼组织捕蝗、赈济饥民，以拯救因水旱蝗灾颗粒无收的百姓“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吴中田妇叹》）的痛苦。

杭州地处近海，“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

苏轼于是协助知州疏浚六井，以提高杭州居民饮用水的质量，他疏浚过的相国井，至今还保留在杭州天香楼前。

苏轼之能投入，因为他对于百姓的幸福有着天然的责任感。

他热爱农村的自然风光，赞赏农村的清新朴实，歆慕农家人与人之间的淳厚关系。

他特别喜爱出富阳新城一带的风物，当他巡行而至，常为山间僻静而清新的野趣而倾倒：“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尽日不逢人，裛裛野梅香入袂。”（《自普照游二庵》）

他以山风为友，视积雨为侣，曾在春日清晨薄雾缭绕中注目朝阳于云雾将散未散的林间升起，深感农家之乐：“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这番静谧与明艳，是苏轼莅杭生活中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