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西湖真一梦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即将任职密州知州。
苏轼父子三人对《易》学极感兴趣,曾共同研讨学习,苏轼还遵照老父的遗嘱亲自执笔撰写《苏氏易传》。
嘉祐二年(1057)的礼部试中,苏轼就是以《春秋》对义居第一的。
这些使苏轼对人文渊薮密州有诸多想象和期待。
然而人生中,想象和期待总会事与愿违。
苏轼不知道,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密州,降水由东南沿海向西北逐渐减少,旱涝灾害较为频繁,未来两年,他将不得不时时面对干燥的空气和田野、铺天盖地的蝗虫以及腹中空空。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自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与他同行的还有满腹在王安石变法阴影之下的郁郁不得志。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韩绛为相,吕惠卿参知政事。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六月,颁行王安石《诗》《书》《周礼》新义于学宮。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以吴充、王珪为相,冯京参知政事。
王安石的两度沉浮,证实了变法碰到的困难和危机,也证实了宋神宗的犹豫不决、皇恩的变幻莫测。
然而,尽管王安石不再是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但他掀起的变法之巨浪以及由此而来的朝廷、社会巨大变革仍在继续。
轻轻地他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现在神宗身边是韩绛、吕惠卿、吴充、王珪。
此一帮人对变法的态度,像王安石一样热切,却并不像王安石一样为着国力强大,不过是借以捞取政治利益。
此前王安石对苏轼的打压,只是嫉恨惧怕其对变法的反对及破坏力,为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清除异己而已。
如今,吕惠卿、王珪等辈对苏轼的成见、敌视、排挤则更多是出于私欲。
苏轼的政治处境比之前更加不安。
黑暗和风暴仍在继续。
熙宁四年(1071)出为杭州通判的放逐,判杭三年不得调任升迁——苏轼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遂申请调往山东,“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
苏轼对政治产生了恐惧。
在《密州谢上表》中,苏轼自称“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而在《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他则表示:“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
既然回朝廷无望,他决定去一个离苏子由更近的地方任职。
故乡遥远,前程未卜,只有亲情可以温暖他的彷徨。
从繁华的江南前往凄凉荒落的密州,苏轼心情消沉。
他在自杭赴密的路上逆风而行,无比伤感。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
那真是一段黑暗孤单的旅程。
山野中孤零零的旅店,如同此刻在巨大政治山谷深渊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