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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人长负一秋悲（第3页）

愁苦之中，如能身外化身、冷眼旁观，也不失为一种超然。

然而苏轼并无这样的幸运，他的一生仿佛是被命运追逐的一生。

作为一地的行政主管，密州当时面临天灾、人祸、盗贼渐炽等各种急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使他不可能超然、冷眼旁观。

他也不肯超然事外。

他始终记得恩师欧阳修说过：“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苏轼始终关心民瘼，留心政事。

“岁凶民贫，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

何况，心底里，苏轼未尝不深深感激仁宗对他的举拔和神宗在变法初期对他的信任，而时时思报君恩于万一。

苏轼投入密州艰辛的政务里，几乎筋疲力尽。

他亲自带领民众捕蝗，去常山祈雨，为了解民情甚至“雪夜独宿柏山庵”。

当时朝廷和地方州县为鼓励民众灭蝗，根据民众交给官府所捕蝗子的多少发放一定的米粮给以奖励，并将捕得的蝗虫和蝗子用“乘畀炎火”和“荷锄散掘”的古法烧死或坑埋。

苏轼带领民众全力灭蝗，“得蝗子八千余斛”并窖于县前。

按“率以一升完一亩”的比率计算，苏轼此项成果使80多万亩农田免受蝗灾的破坏。

然而官府的救灾米粮有限，密州干旱如此严重，捕蝗也不能抵挡住持续干旱带来的饥荒。“从来蝗旱必相资”，若要抵御旱蝗，必须依靠降水的增加。

于是苏轼又率百姓奔赴常山祈雨。

旱灾祈雨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政府对祈雨有明确规定：“旱甚，则修雩，秋分以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

宋朝政府更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旱灾祈雨体系。

常山，“直州之南二十里而近，地志以为祈雨而常应，故名曰‘常山’。”

苏轼先后四次上常山祈雨。

第一次祈雨非常灵验。

熙宁八年（1075）四月，苏轼许下了“若时雨沾洽，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的承诺。

“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不独生”。

然而“一雨之后，弥月不继。百里之外，蝝生如初”。

苏轼随后三次祈雨。

时灵时不灵。

有时“虽尝一雨”，但“不及肤寸”。

有时则完全被神无视，“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穈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旱情依然十分严重。

大气降雨受自然规律控制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是很难改变的，祈雨不过是旱灾中宋代地方政府的一项必然举措。

我们无法揣测苏轼是否发自内心地相信祈祷的力量，然而，知州的虔诚毕竟还是安慰了民心。

但这不够。

于是苏轼开始思考请求朝廷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