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乘风归去处
苏轼是逐渐感受到密州深切的人文之美的。
诸城之俗“好学重儒,习礼义,尚齿让”,犹有古“仁人之风”。
苏轼在密州,无论同僚、友朋、文人、员外、百姓,都相处和谐。
他不但与诸城人州学教授赵杲卿及在家赋闲的太常博士乔叙等过从甚密、诗酒往来,与当地的居民关系也十分亲密。
百姓喜欢这位亲切的知州,每当有了新鲜事儿,总愿意告诉他。
城西的牡丹花开,东武故城中沟渎圮坏乱石无数,马耳、常山的风雨和天晴,这些都是苏轼与百姓间喜闻乐见之琐事。
尽管整日奔走政务,密州百姓似乎天然地了解知州隐秘的诗情。
一次,城里的田员外和城外的贺秀才特地将新开的牡丹花送给苏轼,这使苏轼十分快乐,直言“不愁家四壁,自有锦千堆”。(《谢郡人田贺二先生献花》)
熙宁九年(1076)三月,微雨过后,长林翠鸟、卧红堆碧的暮春,苏轼与同僚友人在诸城城南的流杯亭举行了一次“流杯”雅集。
苏轼与众人“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满江红》),心情愉悦。
这样的愉悦在密州如此难得,以致这年十二月,苏轼将离密州,仍对流杯亭恋恋不舍,“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别东武流杯》)
要等到真正进入密州的生活内核,苏轼才明白在困窘之外,密州带给自己的如牡丹般的坦**欢欣。
苏轼自称“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
“来到密州后,东武拙于藻饰之俗”,正与他的个性相一致,这使他感到格外亲切。
所谓“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苏轼与密州人现在是真正和谐而相亲了。
密州人尚文,苏辙为密州的梓橦帝君祠书额说“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除儒学外,其他各家思想在密州也传播广泛。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盖公便是胶西人。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访盖公: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密州地区既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而盖公又曾教于高密、胶西一带,则黄老之学在密州一带广为传播。
苏轼守密州后,对盖公十分向往。
他曾幻想“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盖公堂记》)
苏轼于是“师其言”,并修建“盖公堂”,仿曹参而“避正堂以舍盖公”。
密州人也好佛。
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玉盘盂二首并序》)
密州的长廊古寺,多有名花。
苏轼很欣赏佛教与花市的结合。
居密州期间,曾根据当地士民要求,迎请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长老惠皋至诸城石城院开堂说法,并亲撰《密州请皋长老疏》一篇。
当时诸城名士霍郎中、陈郎中、褚郎中、宋驾部、傅虞部、乔太博及莒县百姓等皆参与其盛。
苏轼思想开通,融儒、道、佛等多种成分,而密州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对于苏轼而言则再自在不过。
苏轼从杭州来密州,仿佛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