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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惊汤火命如鸡（第3页）

接着，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谏议大夫李定，先后上疏称苏轼作诗诋毁新法，伤风败俗，请置以重典。

再之后，国子博士李宜之也推波助澜，上疏说苏轼曾作《灵璧张氏园亭记》，内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公然鼓吹“忘其君”。

新法的推行并未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王安石也已经远离朝廷，神宗对于朝政现状极为不满，何况他一向清楚苏轼对新法的态度。

众口铄金之下，神宗怒诏逮捕苏轼。

元丰二年（1079）七月四日，苏轼从湖州被押赴京城汴梁，投入御史台监狱，由李定、张璪等审理。

其实，苏轼此次遇难早有先兆。

熙宁六年（1073），时任提举司天监兼察访使的沈括奉旨察访两浙，神宗曾对沈括说“多关心苏轼”，要他前去探访。在神宗心里，对才华横溢的苏轼并非没有爱惜挂念之意。

沈括是杭州人，与苏轼曾同在馆阁任职，交情不错但政见不同，沈括是支持变法的。

在家乡遇见故友，应酬之余难免诗歌唱和，沈括离杭州时向苏轼索句，恰好苏轼不久前下乡察看过民情，正感慨新法扰民，遂作《山村》绝句三首抄送沈括。

不料沈括回朝后，竟将诗呈上复命，并指斥诗中多讥讽时政。

沈括没有诬蔑苏轼，这三首诗的确是讽刺之作。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山村五绝》其二）

老翁七十自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其三）

此二首诗，皆讽刺当时新政中的盐法峻急，逼使人贩私盐，或致人无盐可吃。苏轼认为只要盐法平和，百姓就不会带刀剑去贩私盐，而买牛务农了。

杖葬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其四）

这第三首诗讽刺实行青苗法后，农民青黄不接之时进城求贷，秋后再还贷，但一年有多半时间滞留城内而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只是儿童学会说城里人的话了，暗指新法耽误生产。

不过当时神宗虽心中烦恼，却未想以此治苏轼之罪。

然而当时未曾引发灾祸的诗歌，终于还是成了“铁证”。

乌台诗案先以《湖州谢上表》发端，嗣后李定等人翻出苏轼《山村》诗，指控他讽刺时政，广为传播，干扰政令。

更指斥苏轼“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说，多半对新法有所抵触。小的镂刻于木板，大的镌刻于石上，传播朝廷内外，自以为是”。

但李定等人仍未获得苏轼“指斥典乘，包藏祸心”的罪状，不足以弹劾，遂多方罗织，查办同党。

李定等慌乱了。

慌不择路之时，他们开始编造。

李定及宰相王珪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诗进呈皇帝，苦心孤诣编造苏轼对皇帝有“不臣之意”。

他们的证据是苏轼诗中所写“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李定们造谣苏轼暗指皇帝并非真龙——“非不臣而何？”诽谤苏轼借诗抒发怨望之词。

他们太想置苏轼于死地。

神宗皇帝还算清醒。他不以为然，说：“诗人之词岂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语塞，讨了个没趣。

当时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殿校理的章惇在侧，此人胆大，与苏轼有旧，他直接向神宗进言：“龙者，不尽指人君，人臣具皆言龙也。”

或许章子厚的劝诫给了神宗免罪苏轼的台阶，故苏轼出狱后所写《与章子厚书》中有“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之句。

“指斥典乘”罪名连皇帝本人都认为挂不上，“包藏祸心”也查无实据，最终，朝廷以苏轼“诱讪朝政及中外臣僚”等罪名，拟判刑二年。

苏轼被捕后，一场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在狱外展开。

湖州、杭州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连续数月为苏轼作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

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书宋神宗，请求神宗解除自己现有官职为兄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