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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惊汤火命如鸡（第4页）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宰相吴充先后为苏轼求情，劝谏神宗追随圣贤遗风，容忍苏轼，不以言论定罪。

以吏部侍郎退休的范镇，在苏轼案发之初便被御史台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可谓自身难保。但他依然不顾一切，上书皇帝请求赦免苏轼。

退休大臣张方平，甚至连变法派中的王安石、章惇也纷纷出来营救。

这时，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正在病中，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因太后此言，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才在苏轼被囚禁一百三十天后了结。皇帝本不欲重处，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了事。

其余牵涉的大小官吏，视其情节轻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王诜身为驸马都尉，皇亲国戚，与苏轼往来最密，收受讥讽文字最多，且案发后泄露机密，被削去一切官职爵位；

苏辙代兄受过，贬官筠州；

王巩与苏轼交往密切，虽无具体罪状，也被远谪宾州。

其余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而不主动上缴的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陈襄、李常、孙觉、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

“乌台诗案”落幕了，却从此揭开北宋后期长达数十年围绕变法的新旧党争序幕，一开北宋以狱讼进行党争的先例。

王安石变法虽有积极意义，但他“有治天下之学，而无治天下之才”，推行新法过急，凡赞成新政者都引为己党，凡反对新政者都加以排斥。

“乌台诗案”之发生，实际是掌权的变法派以司法手段排斥守旧派，这为以后的“绍圣党狱”埋下伏笔。

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为相，他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以复新法为名，排除异己，大兴“党狱”，元祐老臣被贬窜死徙略尽。

蔡又两次立“党人碑”，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为“奸党”，使朝廷人才空虚。又加徽宗奢侈**逸，国力衰弱，导致后来“靖康”之变。

故“乌台诗案”的结束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然而对于苏轼而言，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随之结束的还有他在湖州的桃源生活。

悲喜之间，祸福难料。

湖州被捕之后，苏轼还曾经到过这片让他热爱和难过的地方。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回京取道湖州至苏州。沿途所见，曾使他的心为之温暖的山水正遭遇严重水患。

当时湖州“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亩，而**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乡村阙食者众，至以糟糠杂芹、莼食之。又为积水占压，薪刍难得，食糟饮冷，多至胀死”。

惨状使苏轼触目惊心。

他再次上书皇帝，陈述所见灾情，言辞恳切，请求政府立即赈灾救济。

湖州百姓的痛苦，使苏轼忘记了湖州带给他难以磨灭的伤痛，而将曾经自湖州得到的宁静温暖，还报他挚爱的湖州山水和人民。

这次湖州逗留，苏轼与曹辅、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等友人于德清半月泉相聚。

并题诗“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于其上，后又与湖州知州张训相会，应他之请，作了《定风波》即“后六客词”：“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在词序中，苏轼写道：“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

自此以后，苏轼北迁南谪，再也不曾踏进湖州，就连最后，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自海南北归到常州，也没有机会再到吴兴。

在他因“乌台诗案”入狱，以为必死之际的绝命诗里表达的“百年神游知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湖州，连同苏轼心中的桃源，从此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