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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出没风浪里（第1页）

孤舟出没风浪里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出狱，责受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这是苏轼生平遭受的第一次贬谪。

有宋一代例不杀士大夫，当官员因与当政者意见不合或任职不堪而获罪，往往处以贬谪。

贬谪即将已定罪的官员、氏族，贬谪、迁徙到远离本土本职之地，其流放之所多为山穷水恶、穷乡僻壤、人宁事少的落寞地域。

仕途挫折，精神上的抑郁，流放之地的艰苦，必以此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匮乏使人陷入绝境。

始料未及的是，黄州的荒蛮历史和僻静环境，竟成为苏轼最理想的去处。因为此刻，他需要冷静。

“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索漠齐安郡，从来著放臣。如何风雪里，更送独归人。”（《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节将去，为诵此句，因以为韵，作小诗十四首送之》其一）

黄州，是杜牧所谓“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到达黄州。这一年苏轼四十五岁，宋神宗三十三岁。

此时皇帝正当年轻，臣子已届中年，这样两个精神卓绝、政治理想南辕北辙的人计较光阴，年长而身为人臣的苏轼不能不感到无望。

赴黄途中，苏轼思虑前因后果，对弟弟子由说：“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预见并决定长久地待在黄州了。

五月，在怅惘的雨季，身在僻陋黄州的苏轼感到发自内心的寒冷，他仿佛连呼吸都充斥着绝望。

当时，在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关照下，苏轼寄寓定惠院僧舍。

定惠院住持为苏轼在竹林下开辟啸轩一间，苏轼自谒见太守后便再不见人，杜门不出。

自此，苏轼与众僧一道布衣蔬食，每日随僧一餐，读佛经以遣日。

此时，“乌台诗案”的痛楚还新鲜尖锐，黑暗牢房里那些可怕的日夜历历在目，时时袭击苏轼敏感的内心。

尽忠朝廷的理想已然破灭，并且还遭到践踏与鄙薄。皇帝的震怒，朝野的倾轧，种种人事，都像针一般刺痛着苏轼。

如今的苏轼开始尝到落寞的滋味了，昔日热情友好的亲朋大都突然消失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

苏轼有种孑然一身的感觉：“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送沈逵赴广南》）

苏轼也想将自己封闭起来，他需要时间来消化刚刚经受的莫名冤屈，他的愤恨和忧伤，如同千古流放地黄州一般，无法抹去被驱逐的屈辱和难堪。

他的身份已不是地方长官，也不再有公务缠身。

故初在黄州，苏轼几乎不与人来往，他对“乌台诗案”心有余悸：“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与滕达道书》）

在这段时日里，苏轼开始更多地接触佛教。

黄州城南有座安国寺，到黄州初期有限的对外交往中，苏轼曾经走进安国寺，与僧人继连促膝长谈。

这次长谈似乎促使苏轼对过去经历的一切进行反思。

他每隔一二日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对自己过去的修为进行了认真的检视：“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至于道教的抚慰，那是苏轼惯常的方式。

冬至后，苏轼在天庆观道堂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

一晃两三个月过去了，苏轼在杭州的方外之交辨才、参寥、佛印、言上人等纷纷来信慰问。世俗世界的势利，方外世界的超然，令苏轼感慨。

他给辨才回信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元丰三年（1080）这一年，“缥缈孤鸿影”的苏轼，焚香安国寺，斋居天庆观，在宗教中求取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