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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出没风浪里（第2页）

苏轼没有想到的是，在黄州，如何生存已变成一件亟待解决之事。

黄州偏僻，鱼稻薪炭颇贱。即使如此，俸禄锐减的苏轼仍有口腹之愁：“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同时居住条件也相当坏，“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

——到黄州不久，苏轼给老朋友参知政事章惇写的信中曾谈及自己近况窘迫。

这段时间，苏轼几乎不作诗文：“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论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答濠州陈章朝请》）

“乌台诗案”里几乎就死，苏轼不得不感到“后怕”。

乌台刺耳的鸦声依然回响在他梦里。

那些幽暗和恐惧还常常令他不寒而栗。

他害怕那些“好事君子”再次抓住只言片语大做文章，这样的文章，天才如苏轼也作不出来。

戒言，只因担忧。

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说：“某欲见面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所谓“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应该是苏轼的真切体验了。

这就是苏轼初到黄州的情形：政治处境依然险恶，形同囚犯，忧谗畏讥，经济拮据。

苏轼开始反复生病：腹泻、中暑、眼疾挨个侵蚀了他的健康。

这或许只是简单的水土不服，也或许是苏轼长久痛苦的爆发。

众口待哺，苏轼不得不开始斤斤计较。

苏轼先是算出每天的最低支出额度为一百五十钱，则每月为四千五百钱。于是每当月朔，苏轼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高高挂在家中屋梁上。

每日晨起，苏轼用画叉挑取一块，放到大竹筒里用做一日之费用。若是这天结束竟有盈余，便存起来以待宾客。

如此这般痛自节俭，可以支撑一年。

在定惠院居住不久后苏轼一家就搬到城南临皋亭，修筑了南堂。

乔迁虽然并未给苏轼带来喜悦：“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迁居临皋亭》）

但黄州山环水绕，也并非一无可观。

从苏轼所住的临皋亭出门前行八十余步，便是滔滔东流的大江，江面宽阔，水天相接，白天波光帆影，夜晚风露浩然。

最初的一年里，苏轼常闭门而坐，透过西窗，凝望浩渺的江水。

光阴点点过去，苏轼的痛苦也渐渐被江水冲淡，那个被“乌台诗案”折磨而失去活力的苏轼即将苏醒。

封闭而痛苦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

苏轼以往的储蓄花费将尽。

当时，有一位朋友马正卿是始终陪伴着苏轼的。见苏轼衣食无着，马正卿奔走官府，终于替苏轼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

这真是雪中送炭。

苏轼回想半生仕途浮沉，马正卿始终不离不弃追随，堪为知己。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东坡八首》其八）

马正卿讨来的那块荒地在黄州城的东面，苏轼便取名“东坡”。

从此，苏轼将从一位官吏而成为一名躬耕的“东坡居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