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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长作岭南人（第1页）

不辞长作岭南人

惠州风土人情美好，使苏东坡凄惶的心终于踏实了。

然而他仍然颇不平静。

他感到自己像是“穷猿”，又像“疲马”，“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秧。”

作为忧国爱民的正直官吏，“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

“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的矛盾心情始终缠绕不去。

虽已年迈，苏东坡胸中依然涌动着壮志未酬的激愤，那自年少即开始燃烧的火焰，依然未尽。

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

在《和陶咏三良》中，他还如此表白：“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

苏东坡找到了一种让自己平静的方法。

那就是创作“和陶诗”。

远在惠州，苏东坡内心一直渴望“北归”。即便游于佛老，他“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入世”思想未衰。

但现实屡屡夺去他的机会。

矛盾纠葛里，苏东坡开始追求不求形骸长存、转求精神永恒的人生准则，企图摆脱外在功利追求，将整个灵魂沉浸于对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领悟之中。

这些感受和领悟，都在他“独与渊明归”的惠州和陶诗中。

惠州苏东坡，政治上已落到谷底，诗情却达巅峰。

他前来惠州时，随行带了《陶渊明集》，于是，惠州三年，他写了15题47首“和陶诗”。

这些诗歌，既有陶渊明冲淡之美，又有苏东坡特有的想象与豪逸。

苏东坡认为自己的“和陶诗”是一种创造。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

苏东坡写陶诗是为了写自己，故他“未尝规规于学陶”，全是“随意而遇”，“手写其口”。

但凡在生活中遇到了和陶渊明相似的情景，诗思就油然而兴。

贬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重九将至，而樽俎萧然，于是苏东坡和《贫士》。

白鹤峰新居将成，欲迁居其中，又和《移居》。

这些“和陶诗”是他在惠州的思想火花。

如今，苏东坡在如陶渊明一般的“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的院落里饮酒、作诗，沉浸在“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和“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之，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的乐趣中，寻得心灵的安定平和。

此外，苏东坡常常去游历惠州西北面的罗浮山，去追寻葛洪晚年炼丹、著述之地。

苏东坡晚年尤喜学道，因他讲究养生。

到惠州后，他对葛洪十分感兴趣，《和陶读山海经》就是他“读《抱朴子》有所感”而写成的。

他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并声称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

在苏东坡心里，葛洪、陶渊明都是与自己类似的人。

葛洪的《抱朴子》多“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祛邪却病之事”。

苏东坡视之为“奇书”、“良友”，精心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