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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爱因斯坦（第1页）

仇视爱因斯坦

幸运的是，大清洗发生时，爱因斯坦并不在德国。很明显，新政权的统治者对爱因斯坦的敌意比对一般科学组织的敌意更为强烈。正如对爱因斯坦理论的狂热是科学历史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样，对爱因斯坦的迫害同样莫名其妙。

他的反对者或许会说：“他是个犹太人，作为新思想的创始人，他享誉世界。这并不符合新统治者们对犹太人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犹太人的智力水平都十分低下。爱因斯坦还是个反战人士，且支持国际合作。”这些不足以证明人们对爱因斯坦敌意的强度。爱因斯坦名气越大，人们的敌意情绪也更强烈。简而言之，仇视在加速，名声在远播，这就如结晶的过程一样。

这个趋势最后发展到，纳粹主义者都认为，爱因斯坦是某个秘密行动的主谋。该行动有时被称作共产主义运动，有时又叫犹太国际运动，总之，都是反新政府行为。

事实上，爱因斯坦一直避免在政治运动中过于活跃。但纳粹主义者不仅从学术上攻击爱因斯坦，甚至诬陷他的理论带有布尔什维克的意味和犹太人的思想。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攻击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初见端倪。不过，反对爱因斯坦的领袖们觉得现在才是最好的时机。如今，他们可以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而爱因斯坦的维护者们却无法进行回击。1933年5月，爱因斯坦的老对手勒纳在纳粹主义党的喉舌报刊《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次，勒纳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话了：

犹太人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爱因斯坦的研究尤为突出。他在数学领域根本站不住脚的理论，是由陈旧的知识及其武断的观点构成的。这一理论现在渐渐化为碎片，就像所有脱离自然的产物一样。尽管有的科学家成绩斐然，他们也难逃责难，因为是他们允许相对论在德国获得立足之地。这些人不愿看清，或无法看清爱因斯坦不是个好的德国人。

两年后，一所新的物理研究所成立，勒纳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示：

我希望这个研究所成为对抗科学领域中亚洲精神的一面战旗。我们的元首已经在政治和国民经济中根除了这种精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而自然科学过分强调爱因斯坦，他依旧占领支配地位。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德国人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信徒是不值得的。自然科学完全是起源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必须找到自己探知未知事物的方法。希特勒万岁。

人们对“犹太物理”进行了界定，而爱因斯坦物理学包含了“犹太物理”的所有特征，这证明爱因斯坦的研究是具有“犹太”特点。如果一条理论十分“抽象”，人们就认为，它是“犹太式的”。所谓“犹太式的”指的是，理论是由直接的感官观察得来的，由一连串的思绪得来，而且没有发展为及时的技术应用。人们完全忘记了，无数的日耳曼民族学说的追随者早已证明，当雅利安人的灵魂翱翔在思索的天堂，非雅利安人待在物质世界的家里，物质世界才是他们“劣等头脑”唯一能理解的东西。

要求科学尽快转向实用，在新政权中并不少见。不管是因为征服政策，还是因为重建需要，该政权都想迅速开发本国资源。

1934年，第二位纳粹领袖赫尔曼·戈林说道：

我们尊重并敬佩科学，但科学本身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终结，也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傲慢资本。现在，我们的科学家拥有一片沃土，他们应该研发，如何用国内的原材料来替换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

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言简意赅地说：“纳粹主义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理论。”

同时遭到谴责的不止爱因斯坦，还包括整个科学界、理论物理学界。在这个时候，一位被“清洗”的杰出德国科学代表打趣地说：“你必须知道，爱因斯坦连累了我们整个科学界。”

几年前，德国物理学家威廉·维恩在与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的谈话时表示了对德国国家主义的极大支持，他说：“你们盎格鲁—萨克逊人永远理解不了相对论。因为，这需要真正的德国人的思辨能力。”法国国家主义物理学家布阿斯表示：“法国人习惯拉丁语的那种清晰明了，法国人永远不会理解相对论，这是日耳曼人神秘的思索。”

如前文所述，大清洗开始时，爱因斯坦还在美国。得知这件事，爱因斯坦前往纽约与德国领事馆沟通。依据官方职责，领事馆告诉爱因斯坦他不用担心返回德国，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正在掌权，会公平对待所有人。如果是清白的，就不会平白遭遇迫害。

爱因斯坦决定，只要现有的政权还在，就不回德国。他在领事馆公开这样说。在正式会谈结束以后，副领事私下对爱因斯坦说道：“教授先生，你正在做的事情非常正确，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对于最近发生在德国的事，记者们都很想知道爱因斯坦的看法。然而他的回答总是：“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并且不宽容对待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国家”。不过，他对此没有进一步做出阐释。

在1933年的春天，爱因斯坦乘船前往欧洲，在比利时的海滨度假胜地定居（LeCocque），此地和奥斯坦德距离不远。爱因斯坦此时知道，自己与普鲁士科学院的渊源必须终止了。目前要做的是，自己主动请辞，还是等着科学院开除自己。当时，普鲁士科学院的院长是马克斯·普朗克，他最先赏识爱因斯坦，并把爱因斯坦喻为二十世纪的哥白尼。在柏林那段时间，除了工作中的争执，普朗克一直支持爱因斯坦。他并不希望爱因斯坦离开普鲁士科学院。但是，爱因斯坦不想让他难做，于是简明扼要地写道：因为当前政府原因，他不想再为普鲁士效力，请批准辞去职务。

普鲁士科学院起初隐约其词—，之后进行了多次讨论。一方面，作为公正的科学机构，普鲁士科学院希望维护学院名声，挽留爱因斯坦。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遵循政府的意图，同意他请辞。能斯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为什么普鲁士科学院需要爱因斯坦这位声名显赫的数学家？！为什么一定要他留在德国？！普鲁士科学院的让·勒朗·达朗贝尔、伏尔泰，都是让我引以为傲的学者，他们可都是法国人。”碰到科学院的学者，能斯特会这样反复强调说：“后人会怎样评价普鲁士科学院呢？我们是否会被视为屈服强权的懦夫？”

执政党的报纸满篇都是攻击爱因斯坦的声音，指责他在国外煽动谣言反对自己的国家。迫于无奈，普鲁士科学院最终决定发一份略带伤感的声明，以撇清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爱因斯坦的辞职请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在海外的鼓动性言论深感震惊。一直以来，普鲁士科学院全体成员对普鲁士国赤胆忠心、披肝沥胆，尽管学院同仁远离政治，但却忠贞不渝地忠于国家。”

爱因斯坦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积极参与了海外的这股煽动风潮，就在4月5日，他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回信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