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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爱因斯坦（第2页）

我不知道自己在国外传播了德国所谓“暴行”的事情。肺腑之言，我并没有注意到任何关于暴行传播的报道。我所关注到的是，德国新政府一直在重申一个大计划，那就是将德国犹太人覆巢倾卵。……我希望，普鲁士科学院会对其成员和德国民众公开我这封信的内容，我一直受媒体的诋毁，公开我这封信有助于媒体继续诋毁。

普鲁士科学院不再坚持爱因斯坦在海外抹黑和传播德国“暴行”的说法，他们做出妥协，并发表声明：虽然爱因斯坦没有参与海外传播德国“暴行”活动，但他却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流言蜚语，维护祖国声誉。

4月7日，普鲁士科学院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如下：

我们一直满怀期待您这样的人能成为普鲁士科学院的一员，与我们一道维护祖国的荣誉。在不考虑个人的政治倾向下，抵制并且抨击针对祖国的流言蜚语。最近，德国谣言四起，飞短流长，风言风语相当荒谬。作为鼎鼎大名的学者，您的友善言论在国外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您的言论不但与现在的德国政府为敌，而且与整个德国人民为敌。我们对此非常痛心，也十分失望。即使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辞呈，我们也不会继续聘用你。

爱因斯坦看过信后，觉得普鲁士科学院不会纠缠此事，因此4月12日他给普鲁士科学院写了一封告别信：

你们说如果我发表有利于德国人民的友善言论，那将会在国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发表那种“友善言论”，那就是对我一生所追求的正义和自由的一种否定。那样的声明，也就是你所说的“友善言论”，我会绝口不提。与之相反，德国人在文明世界中已经拥有令人景仰的地位，那种声明只会破坏了原本的思想和原则。

此外，如果我发表那样的声明，那我就为道德的野蛮化和文化价值的沦丧做出了贡献，尽管是一种间接的促进。你们的来信所体现出来的唯一价值就是，我的请辞是正确的。

爱因斯坦主动向普鲁士科学院提出辞职，主要是不想马克斯·普朗克难做。迫于政党的压力，将爱因斯坦从普鲁士科学院驱逐出去，这事令马克斯·普朗克苦不堪言、自惭形秽。马克斯·普朗克主张，新统治者追求他们崇高而伟大的目标，我们这些不懂政治的科学家不应该去为难他们。我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让科学家遭受尽量少的苦难。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德国科学的高水平状态。至少，不能让国外的人觉得德国科学水平正在每况愈下。

对个人和机构实行的暴力行为只是“人权革命”临时的附带现象。这种观点广泛流传在以普朗克为代表的人群周围。柏林大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找到普朗克并对他说，自己很想立即离开柏林，只身去国外找份工作。他感觉，终有一天他会成为清洗运动的受害者。对此，普朗克说：“我亲爱的同事啊！你的想法真是奇怪！如果找不到和现在条件相当的工作，为什么不考虑申请年假呢？借此机会到国外去旅行放松，也可做些研究。回国时，现在的政府所做的这些让人心生厌恶的事可能都烟消云散了。”

身为恺撒威廉研究所所长的普朗克一直竭尽全力地留住非雅利安族裔科学家。他相信，这样做，他所尊重的科学家不仅能免遭苦楚，同时研究所的工作、德国科学界的名声也都不会受到影响。

正因于此，非雅利安族裔的科学家在研究领域以及接下来的教学工作中继续发光发热。在柏林的这次清洗运动中，普朗克成功地留住了研究所里的好几名非雅利安族裔研究人员。但是，清洗运动确实从精神上对他们进行了摧残，他们状态都特别糟糕，以这种状态去国外谋职，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普朗克曾亲自尝试劝说希特勒，指出将“非雅利安人”的界定机械地运用到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做法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普朗克与希特勒这次的见面，成为后来柏林大学界讨论的主要议题。普朗克很少有机会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希特勒跟他的这次谈话，感觉就好像在一场群众大会上散布煽动性的宣传一样，根本不像是在办公室与一名访客谈话。期间，希特勒承诺，只要一些犹太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会给这些犹太人一些工作机会。普朗克听后惶恐不安，怯生生地说：“像哈伯这样的科学家不是布尔什维克。”希特勒则说：“相信我。那些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人，都私下拥有这样的身份。”希特勒坚定地说，“不要认为我的意志不堪一击，不要以为我会因为小小的顾虑放弃我宏伟的目标。我会将一切进行到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因斯坦的主动辞职，免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尴尬。但是，他还是收到来自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官方开除他的正式信函。

爱因斯坦在卡普斯的别墅被政法警察搜查了。他们认为，共产党可能将大批武器藏匿在他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指控爱因斯坦是一名反动势力的政治领袖或同谋。据此，爱因斯坦的财产，包括别墅、银行账户都被国家没收了。政法警察对此的公告如下：

很显然，爱因斯坦的这些财产是给共产主义革命提供资金资助。

这幢被没收的别墅，是柏林这座城市赠予爱因斯坦50岁的“生日礼物”，曾耗费他大部分财产建造而成，因为它，爱因斯坦所剩无几。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德国公民，爱因斯坦要倾家**产；而作为瑞士公民，他的财产可免遭没收。

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的广场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相关书籍被公开焚毁，一同烧毁的还有一些被视为**的书籍，以及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书籍。有段时间，政府规定，犹太人写的书必须标注“译自希伯来语”的字样，以此来凸显书要用德语写。当时，偶尔还有德国物理学教授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开涮：“如果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那就大错特错。”

正如预期一样，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的一些对手利用了新政权对爱因斯坦的敌意，尽量阻止在德国大学教授他的理论。这些对手有上文提到的勒纳，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斯塔克效应”的发现者约翰内斯·斯塔克，他是1919年诺贝尔奖得主。与勒纳一样，他无法理解并构建一个复杂的理论结构。他提倡在感官观察方面，如果某种理论与德国精神对立，这种理论就不能出现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之中。斯塔克发现，即使相对论违背了德国精神，还是有很多德国物理学家接受这一理论。其缘由就是，很多物理学家的妻子是犹太人。

利用政权来强迫人们接受一种科学观点的做法，引起了德国物理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当时，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对我说道：“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幸运，因为勒纳和斯塔克不再年轻了。如果他们二人依旧朝气蓬勃，那又要强制规定物理教学的内容了。”

然而，事情并非都按照爱因斯坦对手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国家社会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物理理论不能自称是“真正的纳粹主义”。因此，德国的大学没有杜绝讲授爱因斯坦的理论，当然这完全取决于教师个人的讲授勇气。一些老师讲授时，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一些甚至连“相对论”几个字都不提。还有一些老师更巧妙，他们只从事实经验来讲解相对论，完全删略了相对论的逻辑联系。事实上，没有哪个物理学家可以无视相对论中的重要逻辑关系，比如质量和能量，或质量和速度之间的关系。

为了躲避勒纳这类政治物理学家对科学研究领域的持续干预，大部分的德国物理学家都技穷才尽。尽管时局紧张，一触即发，一些人还是想到一个整蛊勒纳的方法。他们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撼动勒纳的威望，那就是证明他是非雅利安人。因其父亲在布拉迪斯拉发[36]做委托销售业务，这个方法貌似可行。布拉迪斯拉发的居民大多是犹太人，而委托销售又是犹太人的常规职业。结合这两个特点，有希望坐实勒纳是非雅利安人。那时，我在捷克斯洛伐克任教[37]，经常收到一些请求，直接跟我索要勒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信息，这些请求或来自德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或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研究机构。有一点我必须承认，我的兴趣并不在谱系学领域。我把这个调查勒纳家谱的事移交给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朋友，但他对此事也无热情。调查范围还包括勒纳的父母，但结果显示，勒纳的父辈和祖辈都不是犹太人。

在那个奇怪的年代，德国物理学家们的热情不得不用在了追寻这类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