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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19521995（第2页）

如果夏衍的回忆无误，那么他在这段话中清楚地告诉读者：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上海解放前夕指示他设法争取张爱玲留下来。或者也可理解为，邀请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正是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这是张爱玲研究界所从来不知道的。而柯灵回忆的夏衍调回北京工作后，托他代购的小说集《传奇》，原来转送给了周恩来。这也是张爱玲研究界所从来不知道的。至于夏衍批评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应该视为限于当时大陆所知的史料和认识，还无法得出更为积极和全面的结论。[258]

紧接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了，身为著名影剧作家的夏衍亲任所长，柯灵任副所长。

夏衍也知道张爱玲编过成功的话剧和电影剧本，颇惜其才，欲邀张爱玲任编剧。但有人反对，所以他想等一些时候再正式决定。柯灵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

我们以年表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活动予以搜索检寻：

1949年初，郭沫若、茅盾、周扬等较为明确地成为新中国文艺界负责人。6月，上海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经营的和民营的各电影厂，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总结了三十年新文艺的经验，提出了新中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10月，上海《文汇报》讨论该不该写及如何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1950年1月，茅盾在《文艺报》一卷五期上撰文分析目前的文艺创作问题。上半年，讨论如何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阿垅做自我批判；《清宫秘史》放映两个月后被令停映。年底，《武训传》开始放映。

1951年2月，《文艺报》开始批评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作者做自我检查。2月，开始评论和批判《武训传》。4月，茅盾在上海作报告，提出文艺界三大任务：保卫和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6月，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以“玩弄人民、低级趣味”之罪名被批判，作者在10月做自我批评。

1952年1月，文艺界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五反”，全国文联要求各地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上半年，文艺界整风运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许多重要报刊强调塑造新人、英雄人物，同时批评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张爱玲虽然不可能对这些变化一一留心，但绝对不可能不闻不问，她一定有自己的反应态度、价值判断。

显然，她的反应和判断是偏离了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反应和判断的。她不适应、不习惯新的文艺形势，而且她还有心理阴影和不虞之感，“解放初期在组织工作中还多少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夏衍说，[259]因此这个来自沦陷区在汉奸刊物发表过作品的人难免有着疑惧之色。

一日，在黄河路上开办“人间书屋”的沈寂，去对面卡尔登公寓探望一个朋友，刚进大楼，与正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张爱玲撞个“满怀”。张爱玲脱口而出：“谷先生吗？”她习惯称沈寂为谷先生，她已从报上知道沈寂因进步行为被驱逐出港。“是。张小姐多年不见，你好吗？”听这一问，张爱玲显得无精打采：“还是老样子，除了动动笔头，呒啥好做的。”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沈寂看得出，张爱玲情绪低落。正要告别，张爱玲说：“对了，最近正好出版了一本小说，送你看看。”说着，转身上楼去取书。[260]

“无精打采”是张爱玲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

还可以想见的一个原因是，一直以稿费为生的张爱玲，难以在此时写出能够发表的作品，生计问题也未尝不是个问题。在1944年1945年，张爱玲每月的稿费折合银圆大概在450块大洋左右，而在当时8块大洋可以买一石大米。张爱玲每月稿费可以买9000斤大米。但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每月稿费只能买150斤大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六十分之一。[261]

很早就有人猜想张爱玲写《小艾》时期生活拮据。张爱玲过世以后，有人访查到，她在上海的最后居所尤其简陋，推测她出国前穷困潦倒，这些分析应该是可信的。我们确知她离沪赴港前后，曾得姑姑与国外亲戚的帮助。[262]

从张爱玲的一贯思想行为而言，她的出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她是一个悲观主义作家。

她对人类文明一直抱着消极态度。对中外势力在华夏大地上的较量，对沦陷区国统区的黑暗腐朽，她一直以为是完不了的。然而，混战的局面结束了，新的秩序——新中国出现了。这对她来说，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会带来心灵的巨大震动。她对自己的人生态度发生了短暂怀疑，所以她的笔下开始有了政治，有了共产党，有了新社会，有了《十八春》。《十八春》是她惟一的非张爱玲式的作品，表明了作者力图与新生活合拍的努力。但从艺术上来说，它的欢乐结尾是较为苍白涩滞的，它的欢乐是勉强生硬的。艺术魅力并无增加，因为它与作者的悲观气质不合。与这种悲观气质不合的，不仅是《十八春》的结尾，还有类似《十八春》结尾的生活。

她是一个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的作家。

从心态来说，她永在“荒凉”之中。放大黑暗、玩味和嘲弄黑暗、挖掘人性的阴暗面是她的特长。对于新的、正在滋长的东西她总是迟钝和隔膜，缺乏深切的体会。《十八春》结尾的匆忙和苍白，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一个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而至于灰心的人，对光明的想象是超现实的幻化了的仙境，对太阳下的阴影又格外敏感多疑。在这一点上，她的理解力并不高深，并未大彻大悟。因此她的反应比其他作家脆弱。如同一个久居黑暗的人突见光明，颇觉刺眼、晕眩、不习惯，甚至有**裸地暴露在天底下的不安全感。退到熟悉的旧环境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反应。

她是一个“纯艺术”的作家。

永在潮流之外，超然政治是她的一贯态度，因此她是一个政治盲童。永在潮流之外的态度现在也受到了挑战。原来封闭的生活圈子**然无存，而走出圈外，她就是六神无主的弱者，创作泉水将日渐枯竭。《十八春》的转换也就是创作危机的反应，因此她有一种焦灼感。

她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

在沦陷区上海的文坛冷寂的时刻，她以《传奇》等作品来了一个闪电般的漂亮填空。她的成功，靠她的惊人才华，也靠当时相对封闭的有着不少夹缝的环境。没有固定职业，笔端不沾政治，只身独处，独立写作，卖文为生是她《传奇》阶段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她是独立性较强、写作方式较为散漫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进入新局面。不难想象这个在心态上属于自由主义作家的张爱玲是难以理解、难以习惯、难以接受的。这样，她觉得自己的创作前途也许会蒙上一层阴影。

以上这些，或许就是张爱玲之所以匆忙选择、一去不回的深层心理原因。而这，也正体现了张爱玲之所以为张爱玲——一个怪异孤僻、我行我素的张爱玲。

四十八、创作《秧歌》

再见香港，张爱玲发现香港有了很大变化。但她不是来观光的，她要寻的是安身立命之所。

1952年4月，张爱玲得到香港大学注册处的入学通知。7月，她重返香港，到港大重修当年未完之学业。她母亲的老朋友、时任港大工学院讲师的吴锦庆先生曾致信给文学院贝查院长，请他帮助张爱玲完成复学手续并获取助学金。贝查院长以三点理由说服校方：

一、张爱玲曾在1941年获何福奖学金，是最优秀的学生；

二、张爱玲现在已是难民，生活困难；

三、她申请重读，应当得到助学金。

在多人的帮助下，张爱玲于8月20日正式到港大注册，并获得了1000元的助学金。

但张爱玲只读了两个月，就给学校打报告退学，未等学期结束就离开了港大，她匆匆忙忙地去了东京。

原来，她的好友炎樱此刻正在日本且很快就要去纽约。张爱玲急着与她见面，并试探在日本发展的可能性，甚至从日本到美国的可能性。

也许因为未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抱着试一试运气的这样的念头，张爱玲求了两卦，第一签以牙牌问炎樱的近况。签上写道：问炎樱事，不知彼已乘船赴日。去日本前又求了一签，签文是“中下、下下、中平”，“求人不如求己，他乡何似故乡”，“蓦地起波澜，迂回蜀道难，黄金能解危，八九得平安。”[263]但她碰了一鼻子灰，到东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于1953年2月回到香港。

1950年3月，胡兰成逃离上海到香港，得到佘爱珍的资助，9月偷渡到日本。

两年后张爱玲也从香港到日本，关于她的日本之行只有一本散漫的小说《浮华浪蕊》略有提及，但从1952年底到1953年初在日本三个月她做了什么事情？找了什么工作？和早到日本的胡兰成有过联系吗？

至今为止，张爱玲、胡兰成、炎樱都没有提到这趟日本行，也没有任何文献提供这段旅程内容。张爱玲赴美后，1955年10月25日给邝文美的第一封信，提到过赴美过境日本和当年日本行的比较，提到她曾经去过的神户、银座、横滨。回横滨的时候搭错了火车，以前来回都坐汽车，所以完全不认得。1966年5月7日，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这样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