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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19521995（第3页）

“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捷径。匆匆写信给Registrar’sOffice辞掉奖学金……我三个月后回港道歉也没用。”[264]

张爱玲以为能够从日本到美国，也是一句话带过。“日本行，才是张爱玲生命中最大的谜团”。[265]她去日本，除了炎樱的缘故之外，一向独立的她，只怕是为自己想与胡兰成“在一起”或“离不远”的真实意愿找一个骗人骗己的借口。直到多年以后在美国，她还是屡屡想起，犹如浸入“痛苦之浴”，“浑身火烧火辣一样”。不论爱恨，这段感情终究耿耿于怀。

张爱玲的退学之举激怒了校方，当她想再回港大当学生则很难了。她要求补发以前应得的奖学金，学校则认为她欠港大457元，爱玲讨价还价，承诺分9次偿还。同时，她向贝查院长道歉，并送了一个祖传的小银器给他。然而，校方再未答应她入学的请求。不仅如此，张爱玲后来多次致函母校要求提供学习情况证明，也遇到过曲折，以至于她不得不向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求助。[266]

孤单孤苦的张爱玲，不得不通过报纸广告找点事做。

幸运的是，她凭着自己过人的英汉语文字功底，很快在美国新闻处（UesInfency，又称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简称“美新处”）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她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新闻处要聘请海明威《老人与海》的中文翻译者，便翻译了华盛顿·欧文的《睡谷故事》去应聘。当时在美国新闻处译书部任职的宋淇先生，看到应聘名单上有张爱玲，就和麦卡锡一起约见了她。

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一九五一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M。McCarthy（麦君）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经纪，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er接受出版，大家都为她高兴。

宋淇这段回忆不但交代了他结识张爱玲的经过，也大致交代了张爱玲翻译《老人与海》的经过。也就是说，张爱玲当时在香港报纸上看到《老人与海》征求译者的广告，投书应聘，才被宋淇慧眼相中，于“不计其数”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这当然也与张爱玲1940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有关。[267]

宋淇，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研究《红楼梦》尤见功力。宋淇在燕京大学念比较文学，其妻邝文美[268]则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文学。他俩在上海时，经营卖药、出入口等生意，有一条街的物业。初来香港时，带着很多钱，一心想要信便信上海人，把钱存进上海人开的四海银行。后来开银行的夹带私逃，他们由最有钱变成最穷，逼着要外出打工，靠翻译小说赚稿费。其间，宋淇认识了邹文怀、胡金铨，上海人信上海人，被拉拢入了电影圈，10年里，先后加入电影懋业公司，邵氏和嘉禾，拍国语片卖埠。[269]

夫妻二人生活于上海时就知张爱玲大名。

“当年我们在上海时和张爱玲并不相识，只不过是她的忠实读者。那时，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们都迷上了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270]

认识宋淇和同在新闻处兼任译员的宋太太邝文美，是张爱玲一生的幸运。宋淇夫妇对张爱玲有很多帮助照顾，他们成了终生挚友。张爱玲后来在一封信里面这样说：

“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中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271]

张爱玲起初住在女青年会，因为她的翻译作品的出版，有的读者就设法找到她的住处拜访她，这使她十分不安。在宋淇夫妇的热心努力下，在宋家附近为张爱玲租了一间房子，家具陈设虽然简陋，但她可以不受干扰，专心写作了。

这时上海文坛仍然有人惦记着她，希望她能回来发挥才华。有人回忆说：

我1953年从北京经过上海，带了小报奇才唐云旌给她的一封信，要我亲自给她，替我打听她住址的人后来告诉我，她已经到美国去了。这使我为之怅然，那封信，正是唐大郎奉夏衍之命写的，劝她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不能，留在香港也好。

四十二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受了骗，骗我的不知道是张本人，还是我托他打听的人。这当然是表示她无意回上海，或她的朋友无意让她回上海。[272]

张爱玲在香港的头两年，为美国新闻处先后翻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马克·范·道伦编辑的《爱默森选集》、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她喜欢海明威，但译另几人的作品则是“硬着头皮”做的。

她说：“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但是她给《爱默森选集》写的《译者序》很精彩：“爱默森并不希望有信徒，他的目的并非领导人们走向他，而是引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

张爱玲译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她中译美国文学的第一部单行本。

香港出版的张译《老人与海》的三种主要版本：中一出版社1952年12月初版，译者署名“范思平”。中一出版社1955年5月三版，译者署名“张爱玲”，书前仍有“译者代序”《海明威》一文2页。今日世界社1972年1月初版，译者署名“张爱玲”。书前有CarlosBaker著、李欧梵译《序》。

既然《老人与海》是张爱玲翻译的第一部美国小说，而且在她翻译时就已经“深得批评家一致热烈的好评”，她自己也很喜欢这部作品，那她为什么要在译本出版时署笔名“范思平”？似不符合她早就宣告过的“出名要趁早呀”。她本人后来也从未提及此事，不像“梁京”笔名，她对研究者正式承认过。因此，这成了一个谜。但有两点不能不估计到。一是她甫到香港，对1950年代初的香港文坛几乎一无所知，她不想过早亮出自己曾毁誉参半的真名。这有一个有力的旁证。据慕容羽军在《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中说，他在《今日世界》编辑部结识张爱玲，后来他参与香港《中南日报》编务，拟连载张爱玲翻译的一部小说，张爱玲不愿自己的真名见诸报端，坚持使用笔名，与他再三交涉，几经改动，从“张爱玲译”到“张爱珍译”再到“爱珍译”，才算告一段落。虽然这篇翻译小说还没有发现，但慕容羽军的回忆应是可信的。

两年之后，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老人与海》被特别提出赞美。而张爱玲自己翻译的由香港天风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小鹿》《爱默森选集》也均已署了真名，于是她欣然为《老人与海》重印新写了《序》，已知的三版本译者署名也就改回了真名。至于二版本译者署名是否已改回真名，仍存疑，需原书出现才能见分晓。这样，《老人与海》就成了张爱玲所有译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初版本署笔名，三版（或二版？）以后署真名，而这初版本，已经确知存世仅二册。[273]

张爱玲为《老人与海》写的译者序：“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题是毅力。他给毅力下的定义是：在紧张状态下的从容……因为我们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逊色。”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作品的价值作了精妙的概括。

有学者考证，张爱玲的翻译缘是很早很早的。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文叫《谑而虐》。是她读大一的时候。翻译的玛格丽特·哈尔斯（MargaretHalseys）一部关于域外文化考察的日记，发表在1946年《西凤》杂志夏季号。沟通中西文化是张爱玲中学时代的梦想。她的翻译和她的创作，都有这样的意义。无论是她翻译欧美作家的作品，还是把自己的作品中英文互译都是这种努力的尝试。[274]

1953年间英国东南亚专员公署招聘翻译，她前往应聘，本有录用意向。但公署到她住的何东女子宿舍调查时，有人称她“可能是共产党特务”，不仅当不成翻译，而且三度被警方传讯。[275]

在翻译谋生的同时，张爱玲仍不忘小说创作。她开始了英文小说TheRiceSproutSong（中文名《秧歌》）的写作。由于没有书桌，她是在床侧的小几上写字的。由于是第一次用英文写小说，她并不十分自信。初稿写成之后，她把它送给已经熟悉的宋淇夫妇看，请他们提意见，然后把稿子寄给美国经纪人。

这部书稿对于张爱玲站稳脚跟、找回自信、重塑形象、再造辉煌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她焦急地等待着结果，宋淇夫妇也暗自企求它有好运。宋淇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十分有趣，他说：“在寄到美国经纪人和为出版商接受期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276]

一天，夫妇二人意外翻出从上海带来的一本牙牌签书，为她求卦。说来奇怪，求来求去的总是这样一副：

中下　中下　中平

先否后泰　由难而易

枉用推移力。沙深舟自胶。

西风潮渐长。浅濑可容篙。

解曰：

君家若怨运迄遭。一带尤昭百快先。

失之东隅虽可惜。公平获利倍如前。

断曰：

双丸跳转乾坤里。差错惟争一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