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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公寓生活记趣老鼠洞里375（第2页）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9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夏志清主持一个专题小组。庄信正也提交了一篇论文，他正准备开讲时，张爱玲进入会场坐了下来。“我一边同夏先生交换了又惊又喜的眼光，一边在‘张看’下不由地加倍紧张。”

就在这年7月，庄信正离任，张爱玲接了他在中国研究中心的班。在庄信正看来，这个工作职位对夏济安和张爱玲而言，都是“屈就”，因为那不是个文学岗位，充其量不过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而已。庄信正成了陈世骧和张爱玲之间的联络人，从动议到办履历表等手续，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把这称之为“有事弟子服其劳”。

张爱玲在这里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大陆术语，但1970年前后大陆偏偏没有推出多少新术语，因此张爱玲没有太多的事可做。她的同事们也不知这位新来的研究员的工作情况，她总是在别人都下班以后，才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张爱玲从小到现在的生活都是相当个人化的，独来独往，过不惯集体生活。偶尔有同事在5点钟下班的时候，看见她匆匆穿过车流人流，去上班工作。

陈世骧和夫人喜欢热闹，但张爱玲难得去拜望他们，也没有陪他们到中国城去小聚进餐。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一个在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情形：

张爱玲第一眼就令人觉得不平凡。常得加件外衣的湾区天气，又是在半山上，张爱玲却穿着一件薄料子的旗袍，深灰色，不但没有袖子，而且袖缘往里裁剪得很深，从这边的肩骨，通过敷盖着前胸骨的上襟，可以看过去那边的肩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瘦削却又把衣服穿得这么瘦削的人。深色旗袍似乎是她的制服，印象中，以后也没见她穿别的衣服。[385]

张爱玲坐在沙发上，旁边是陈世骧。陈世骧叼着烟斗，热情地说着话，张爱玲则很少言语。无论是听还是说，她的眼睛总好朝上看，小孩一样的神气，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有时就像自言自语。陈世骧和张爱玲，一个是老练的学者和热心的长者，一个是如同天真小女孩的作家，“始终以不虚饰的面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386]。

陈世骧长者般的关怀，给了张爱玲温暖。此前张爱玲把自己所有作品都寄送给陈世骧，包括签名本《北地胭脂》，属于入职前的“敲门砖”[387]。但张爱玲研究大陆术语的成果太少，很令陈世骧失望。夏志清认为，陈世骧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张爱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细读。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因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在陈世骧看来，她来中心两年，并未在行动上对他表示一点感激和敬意。在研究中共词语方面，可能也从未向他请教过，只一个人在瞎摸。最后交的报告他看也看不懂，还有言语顶撞。在愤怒之下，陈世骧把她“解雇”了。这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陈世骧曾在夏志清面前表示过对张爱玲不满意，但遍查其信札，提到张爱玲者，只有“张爱玲女士已到此月余，颇觉相得”一句，并无任何怨言。[388]

一位叫若克兰·卫特基的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是加大某教授的太太，曾专门拜访张爱玲。时卫特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攻的是中国史，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侠女崇拜”，兼论“中国功夫”与女权运动。卫特基问张爱玲，中国人对女人的要求是“幽娴贞静”，为什么又特别喜爱侠女形象。

这个问题使张爱玲想起阿拉伯人。他们对女人的管束比中国紧得多，以布蒙面，不许随便外出，使女人像填鸭似的在帐篷里的地毯上吃了睡，睡了吃，一个个肥胖多肉，令男人瞧不起，反而喜欢男风。而“中国人是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个侠女，也常在女孩子中间发现她的面影”。

张爱玲在她狭小的办公室里与卫特基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后来卫特基寄了一本《毛泽东革命性的不朽》这本她自己写的书送给张爱玲，作为酬谢。

两人未再谋面，但张爱玲还知道卫特基以后的情况，显然是她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时知道的。这个在张爱玲眼中漂亮得“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于1972年双双去北京。

关于张爱玲习惯独处、不爱见人的说法，有很多材料可以印证。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张爱玲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389]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沓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扎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390]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

为了研究布莱希特，哈佛大学教授莱恩追踪至柏克莱。初次求见张爱玲遭拒，在夜间苦等终于见面聚谈。他对张爱玲有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她的英语无论文法、用词遣字或是句型结构，“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仅听得出些微的口音”；二是她的友好热心，“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女士的表现热诚又令人舒坦，且相当帮忙。她的谈吐闲雅，怡然自若，我的印象是她对整个访谈很是满意；在我们相处的时刻，我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391]

尽管这次见面是事先约定了的，但莱恩还是等了整整一天才见到张爱玲。“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392]

莱恩教授把这次相见称为“人生奇遇”之一，水晶也把他有幸拜访张爱玲视为人生奇遇。

六十七、水晶的来访

张爱玲在柏克莱加大工作期间，住在柏克莱城杜兰街（DurantAvenue）。

在去柏克莱以前，她给庄信正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物色一间公寓房子，条件相当简单，足见她对生活的态度。具体条件是：一、一间房的公寓（号称一间半），有浴室、厨房；二、离办公室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来回方便。地点合适，宁可多出点房钱，每天可以省不少时间；三、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四、此外都随便，家具可有可无，如有床，最好是榻床或沙发，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大小都完全没关系。

庄信正给张爱玲找的房子是符合她的要求的，位于闹中有静的一条支路。公寓的外观是白色的，她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一点装饰物或照片，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拉开白色的纱幔，近可见参天的法国梧桐，远可看到旧金山全景和金山湾海水。若是在晚上，路灯下的绿叶快探进窗来，远处的都市夜景也可尽收眼底。

房内有桌有椅，有强光灯泡，但没有书桌，只有一张立在床边的小几，她就是在这小几上伏案写作的。张爱玲觉得这样方便，如果有了太正式的书桌，反而写不出东西。她每天中午才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因此有人形容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她每天的食物也很简单，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muffin（一种类似烧饼的食品），曾经喜欢吃鱼，但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她还保持着自小就爱吃零食的爱好。但她常患一种类似“感冒”的病一连几天躺在**，吃不下东西，一吃就吐。所以她愈发的瘦弱了。此外，她好喝咖啡，一连喝好几杯。

张爱玲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独守着她的空城。但她几乎是“破例”地接见了一位远方来客——青年学者水晶[393]。

水晶在台湾读书时就十分喜爱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的小说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他十分羡慕好友王祯和与张爱玲有见面之缘，常向他打听张爱玲做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到美国后，他就忙不迭地要去拜访张爱玲。1971年夏，他把自己所写的《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神话结构》一文的影印件寄了一份给张爱玲，并表示要登门拜访。经过多次通信，多次电话联系，费尽了不少周折，就在他以为见面无望、准备返回东岸去的时候，他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

信中说：“你信上说6月中旬要离开这里。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在解释了前些日子时常生病不能见客这样一个“说着自己都嫌烦”的原因之后，她接着告诉水晶：“哪天晚上请过来一趟，请打个电话来，下午五六点后打。”

水晶喜出望外，忙与她通过电话约定时间，在6月上旬一个周末的晚上7点半登门拜望。

一见到张爱玲，水晶想到了胡兰成说见她的人每天都要起各种震动的话，他又觉得张爱玲该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哪想到她满面春风、笑语晏晏！于是他对她说，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连说了三遍。她平和地笑着回答，是这样的，仿佛没有什么不应该。但张爱玲的瘦，是在他的想象之中的，眼前更加证实了。脸庞瘦而大，眼睛“清炯炯地洋溢着颤抖的灵魂”。她的头发如五凤翻飞，手臂又细又长，令水晶想起杜甫的“清辉玉臂寒”。

张爱玲拿出一瓶8盎司重的香水，说是送给水晶的未婚妻，她已知道水晶于头一年订婚了。张爱玲如此心细，令水晶十分惶惑。因为匆匆忙忙地来，他倒没有想到过给她准备一点礼物。

张爱玲又问水晶要不要喝点酒，水晶回答说不用。张爱玲就给他开了一罐可口可乐。看到她吃力地拉开罐口的样子，他生怕划破了她的手，就像《流言》中所描写的那样。张爱玲还给水晶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知道他在南洋待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水晶感叹她是一个心细的人，“我不能想象她会知道得我那样清楚……”[394]

虽然好不容易才见到张爱玲，但水晶不枉花心力，不虚此行，他与张爱玲一谈就是七个小时，这可真是长谈了。谈话的内容广泛而又深入，包括张爱玲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史地位、对她本人作品的讨论、她的阅读兴趣等方面。

他们谈到了《半生缘》的前身《十八春》发表后的反响，张爱玲对《阿小悲秋》的偏爱，《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来源，《怨女》的个别情节受《歇浦潮》的启发。她认为“《歇浦潮》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水晶还问张爱玲在写《沉香屑·第一炉香》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功用，张爱玲的解释是，当时只考虑到故事的成分不够，想用想象来加强故事的力量。她还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发挥的呢？

水晶对张爱玲的某些作品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他不喜欢《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于闹剧，冲淡了作品的“抒情”主调。张爱玲听到这里，连忙说，这些都该写下来，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水晶特别欣赏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家很少能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那样出色的，并举了一些实例。

张爱玲听到这里，感慨地说：“你看得真仔细。”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作品要是有个批注的版本，像脂批《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