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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公寓生活记趣老鼠洞里375（第3页）

这话令水晶十分感动。张爱玲的小说，故事精彩，人物深刻，但不止于故事和人物。其比喻、暗示、象征和大量意象，使她的小说有诗之繁复、诗之魅力，确实需要一个评点本，使读者能知其神妙，知其独特韵味。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张爱玲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她非常喜欢沈从文，说他是一个好的文体家。她还喜欢老舍的短篇，认为老舍的短篇胜过长篇。当水晶提到吴祖缃时，张爱玲联想到了吴祖光，她知道他是有名的剧作家。可见张爱玲对大陆文坛并非一无所知。他们还谈到了鲁迅——

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395]

张爱玲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爱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都是异常出色的。在张爱玲对鲁迅之死的惋惜中，分明可以感到她对挖掘国民性的重视。

张爱玲对台湾作家也有一定的了解。从个人的写作经验出发，张爱玲批评了台湾作家聚会太多的现象，她认为作家还是分散一点好，可以避免彼此受到伤害。水晶也谈到已故的夏济安先生称台湾作家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

张爱玲还向水晶介绍了自己阅读西洋文学的情况。她谦虚地说自己读得不多，并提到了萧伯纳等现代英国小说家的名字，她还读过不少英文通俗小说。

水晶还问了张爱玲目前的写作情况，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已经许下心愿。

“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张爱玲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她还补充道，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水晶觉得，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心境。

张爱玲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那就是关于她的文学史地位和作品的流传问题。

她说感到非常的u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到这里，心情黯然。

水晶辞别张爱玲时，已是凌晨两点半钟了。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有一次，张爱玲对他说这句话是在分手的时候，分手之后还在水晶的耳边回响，他觉得张爱玲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深谈的文友，感到十分幸运。“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如今是‘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时候。又想起《沉香屑·第二炉香》里，描写一个人极大的快乐，‘在他的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声一般，……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是的，蝉声是会震得人发聋的。”

“这不正是张爱玲的写照吗？”[396]

六十八、“访胡”而“看张”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追悼会的那天，张爱玲也参加了。她在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任满后就没有被再续聘，但那时仍住在柏克莱城杜兰街。北加州气候较冷，张爱玲不服水土，常患感冒。在一封信中，她说：“倒是来加州后，尤其是去年11月起接连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397]后来她给庄信正打电话，希望他能帮她在洛杉矶或凤凰城找一套房子，那边的气候条件要好一些。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庄信正夫妇就驱车半小时的路程在好莱坞住宅区一带为张爱玲找房子。当天就找定了一间一个卧房的公寓。张爱玲也不拖泥带水，立刻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由庄信正夫妇带路，尽快搬过去。见面时，庄信正的妻子杨荣华注意到她的手掌上有一大块瘀青的颜色，原来是她绑行李时被绳子勒破了，她道歉似的解释自己如何笨手笨脚。

这是杨荣华第一次见到张爱玲，虽然此前有过电话联系。她早听丈夫介绍过张爱玲，也得到过张爱玲寄赠的小说散文集子，但眼见得她这样不会小心地照料自己，又那么纤瘦，不禁涌起保护她的念头。她说：“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雅出色，但她露在无袖旗袍外的两条臂膀是那么纤细，走在路上又是那么勇往直前，目不斜视，使我忍不住跨到她的右侧摆出护卫的架势：有车来为她挡车，有风来为她挡风。”[398]

张爱玲新搬入的这座公寓中有会客室，丝绒沙发、厚地毯和落地窗帘，但有点儿旧了。管理员是一位矮胖的中年太太，话特别多，不停地向张爱玲问长问短，张爱玲生怕跟她搭上腔搞得太熟了影响自己的隐居式生活，一本正经地说：“我不会说英文。”一句话就把管理员的嘴堵住了。

公寓带有家具，张爱玲自己带了一个铜制立灯，它的样子很特别，长长的架子可以伸到天花板那么高，中间排着三个可以转动的灯座灯罩，每个灯泡都是200瓦的。搬来的第二天，她还买了一个与庄信正家的牌子一样的电视机。

安排停当，临别时她很含蓄地对我们表示：虽然搬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意思自然是谢绝来往。不久，她来信告知电话号码，不过声明不接电话的。[399]

庄信正夫妇当然了解并尊重张爱玲的性格，不仅自己极少主动与她联系，而且还替她挡了不少驾。有的朋友知道庄信正是张爱玲的“内线”，欲前往拜访，都失望而归。1973年，庄信正申请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没想到被拒绝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这时，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她信里写道：

当时庄信正看到这句话惊喜交加，尤其刚刚意外地被学校解聘，十分错愕。张爱玲这几句话对他是极大的鼓舞，一辈子不会忘记。张爱玲的书信里，暴露的也正是冷淡背面的温情和生动。只不过这一面她并不轻易示人，而是交付给了自己熟识信赖的朋友。她愿意和庄信正夫妇交流自己喜欢的《名利场》杂志，也时常互相交换市面上流行的侦探小说来看。在丈夫赖雅去世后一个月，张爱玲也没忘记给新婚不久的庄信正寄上年卡，在金色卡片上祝贺对方HappyHolidays。庄信正后来整理这些信件，都说自己难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而这也是为何，在庄信正这个后辈眼里，张爱玲不单是可以续写《红楼梦》的天才，更是一辈子的“富有人情味”的诚挚师友。和庄信正交流的过程中，张爱玲并不吝惜自己的妥帖和周到。她害怕自己的琐事麻烦了庄信正，总是在信的结尾处，郑重交代“请千万不要特为回信”；担心打扰了对方，书信里时有抱歉、对不起、非常感谢之类的话；又因为怕断电，所以常备蜡烛，彻夜写作，蜡烛钱也要随信寄给庄信正。这种泾渭分明的边界感，甚至有些僵硬的礼貌，在外人看来，难免不是不易亲近，防御过重。但是放到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中去看，何尝不是她一贯看重的体面、自尊、不要任何人的担待。[401]

1974年5月17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宋淇提过中大（香港中文大学）也许找我写篇丁玲小说的研究，不过香港没有她早期的小说。洛杉矶只有一本1952年出的《丁玲选集》，里面有五篇是1927-1930年的——似乎是引起写农村，转变。”她很想找到丁玲“别的早期短篇与长篇《韦护》《母亲》”。同年6月9日信中又向夏志清询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能否找到丁玲的《韦护》《母亲》单行本。张爱玲在此信中还说，“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显然她也认同宋淇的观点。在中学写的书评里面她对丁玲有弹有赞。1944年3月她出席上海“女作家聚谈会”，她说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拟写丁玲研究论文是为了稻粱谋，虽然此事最后因中大方面的原因而作罢，但张爱玲6月30日致夏志清信中关于丁玲的另一句话却颇耐人寻味：“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

1974年，庄信正夫妇要搬到印第安纳州去，写信告诉张爱玲。张爱玲不久就打电话来，约他们夫妇在她的住处小聚，并特嘱带上相簿。

在这间没有书柜的客厅里，张爱玲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庄信正一家的照片，也把自己的相簿拿来给他们欣赏，边翻边介绍，夫妻俩如梦游仙境，如随张爱玲生活了一遍，不住地感叹。

时间不觉到了夜里3点多钟，庄信正夫妇告辞了。几个钟头后，天亮了，他们在新的一天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个大照相簿，请管理员转送张爱玲——张爱玲给他们看的那个相簿太破旧了！

从此，张爱玲把自己关在了“老鼠洞”里，虽然“老鼠”也搬来搬去有好几个“洞”，但每一个“洞”都没离开洛杉矶。

“老鼠洞”里没有了赖雅，当然更没有了胡兰成，但胡兰成还真差一点“借尸还魂”了呢。

1949年，温州解放后，藏不住身的胡兰成逃到了香港。他此时不名一文，决计到日本去度余生。因没有护照，得花大价钱秘密偷渡，于是他向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等人借钱，好不容易凑够了钱，登上了一个名叫汉阳轮的日本船。这时，他想到了汉阳的周训德，又想到了上海的张爱玲，但他不会过多地顾及这些旧情旧缘。船近横滨时，他扔掉了随身带的毛巾和衬衣，扮成水手混上了岸。

在东京，他租住日本人的民房，又勾搭上房东家媳妇一枝。1952年初，因汉奸之罪被判刑的佘爱珍刑满释放，先去香港，后到东京。1954年，胡、佘二人结了婚，佘爱珍用私房钱开酒吧度日，胡兰成则忙不迭地写他的书以打发时光。

关于胡兰成与吴四宝、佘爱珍，有人回忆说：

胡兰成曾当过教员，也写文章。在孤岛时期，因思想“激进”被汪伪特工总部（即丁默邨、李士群的“76号”）关押。一进牢，就成为投降敌伪的汉奸，他得到李士群的赏识，竟成为特工总部出版的《国民新闻》主笔，编撰大量反对抗日、为汉奸涂脂抹粉和反共的文章。他当时最崇拜的是杀人魔王吴四宝。青帮流氓出身的吴四宝先是李士群的警卫员，后来提升为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专门屠杀抗日分子和爱国人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原是一个药号老板的下堂妻，后来改嫁吴四宝，成为混世魔王的得力助手。也是“76号”魔窟里出名的女杀手。这一对夫妻在特工总部有权有势，胡兰成除了写文章吹捧吴四宝夫妇外，还在办公室里挂上杀人魔王的相片。他那奉承拍马的丑态自然得到吴四宝的欢心和佘爱珍的垂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因吴四宝肆无忌惮抢劫日本银行，将他活活毒死，佘爱珍由此离开特工总队。而胡兰成因过去吹捧吴四宝就被汪伪政府传去审问。胡兰成善于应变，非但卸脱责任，而且他那一套附逆反共的伎俩使他受到汪伪政府赏识，竟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以掌管文化为名，来往京沪之间，佘爱珍在吴四宝死后，将财产交给她的姘夫李祖莱（与“76号”有密切关系，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副行长）保管隐藏。与此同时她看中了多情多才又当了大官的胡兰成。胡兰成由一个杀人魔王的崇拜者变成为女魔王的姘夫。他贪图的是佘爱珍的财产，也害怕女杀手的厉害，只得唯唯诺诺，倍加小心，他对外是驾驭沦陷区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原有的糟糠妻平庸无能，与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爵极不相配，姘妇佘爱珍虽有钱，却残酷无情，何况又有恶名，不能公开露面，心情动**不安。他最需要的是能满足自己情欲、多才多情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情妇。他便以风流才子自居，四处物色才女，以显示本人的才气横溢和风流本色，这是他“一生只爱两种人：一是敌人，一是女人”的为人宗旨。[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