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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师喜欢的（第2页）

维小珍点点头：“开学了，我和弟弟都要交学费。”

马老师看到钱盒下压着一本书，她拿起来翻了翻，是新发的语文课本。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书里夹着一个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从课文里摘录下来的好句子，字写得十分工整。

“有空读么？”马老师问。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维小珍额头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马老师掏出手绢帮她擦，她忸怩地往后一缩，然后又不由自主地靠到马老师身上。又有人来喝茶了，马老师伸手接过钱，“当啷”丢进了盒子……

“没申请免费吗？”马老师问。

“没有。”

“还缺多少钱？”

“快了。”维小珍高兴地答道。

这时路上有个拉清洁车的女人喊维小珍，维小珍奔了过去。她是维小珍的母亲。她从挂在把手上的布拎包里取出一只饭盒子，递给女儿。维小珍放学就来了，还没吃午饭。母亲拉上车又要走了，维小珍对她耳语了几句，朝马老师指指。母亲跟着女儿走到马老师跟前，亲热地喊了两声“老师”，过意不去地倒了一杯茶端给马老师，不断地撩起对襟单褂的下摆擦着汗，笑着站在那里。这是一个吃得起苦，又生活得很不顺利的老实人。女儿很像她。马老师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从拉链包里拿出五元钱塞给她：“凑上给孩子交学费吧。”

母亲慌乱了。她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推挡着，不肯接。马老师微笑着凑近她：“别推了，难看吧？”

母亲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维小珍躲在母亲身后哭起来。马老师把她拉到身边，用手帕帮她擦眼泪，说：“别这样。”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反正维小珍是活泼多了，脸颊上开始出现了红晕，眼睛里时常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上学、回家的路上总是哼着歌儿，说话也多了，听课、做作业更加认真。国庆篝火晚会上，她戴上了红领巾，还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我有两个妈妈》。同学们都被感动了，热烈鼓掌，鼓了好长时间。

现在，再也没有人瞧不起维小珍了，女同学做游戏时都亲热地喊她：“小珍，来呀！”男同学在马路上碰见小珍妈妈拉清洁车，也总要上前推一把。春游秋游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把好吃的东西分给小珍。这个学期还没结束，同学们却已经悄悄地为小珍凑足了下学期的学费了。谁也说不出什么明确的原因，反正马老师来了以后，就慢慢变成这样了。也没有人说马老师最喜欢维小珍，他们不承认马老师最喜欢别人，因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个马老师喜欢自己的故事来……

《马老师喜欢的》在情节的取舍上有点大巧若拙。如维小珍的爸爸在青海劳改的缘由，特殊家庭背景给她造成的精神负担，马老师的呵护对自卑的学生带来的精神提升，等等，在别的作者手中可能要用力着墨，而可多加渲染的素材在梅子涵文章中都被一笔带过了。日常事件的平面叙述代替了全知视角和多重线索的营造，含蓄、简约的记叙式书写代替了戏剧化的性格与情节冲突，再加上时代背景的若隐若现，夕照般渐渐褪去的自然结尾——它出现在1979年的确是令人惊奇的。梅子涵开始亮出了自己的风格。

——王宜清

由于故事中那个受到感人对待的维小珍，被设计成正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的女儿，这就使得这篇小说拥有了一个主题以外的复杂触角。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发表这篇文章，就多少包含着某种危险。我们收到稿子后，为慎重起见，当即复印了十多份征求意见。结果支持发表的只有两个人。作为编辑，为了个人安全，将求之不得的好作品不发，我不甘心，也难安心；征得爱人支持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将它发表了。作品发表后，有人来信责问编辑是以怎样的阶级感情审定这样的作品的，但更多的则是赞扬声。江苏省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7—1979）所评出的3个一等奖中，一等奖第一名就是《马老师喜欢的》这篇小说。

——顾宪谟

写这篇小说（《马老师喜欢的》）时，我在上大学。那时候我是个文学青年。文学青年的意思就是还不那么会写，我那时也不那么会写，而且写完了还不知往哪儿投稿。投稿比写稿更加艰苦，忧心忡忡。《马老师喜欢的》是江苏《少年文艺》发表的，决定发表它的编辑叫顾宪谟。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在这儿没有篇幅细说。这个很长的故事的原因是作品里的女孩的父亲在监狱里，马老师关怀这样的一个学生，这在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是有些疑义的。不少的人都有这个疑义。这在今天说起来，很年轻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会那样？”

为什么会那样？这要问那个年代。

——梅子涵

时隔二十多年，重读《马老师喜欢的》还是让人不由得鼻翼发酸。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故事里的情感是普遍的、永恒的，每个时代都存在，因着各种缘由，本该受到关爱、同情的人，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欺侮。二是来自作者机智、细腻的叙述，看似不经意实则有意的对比：马老师与以前其他老师，同学们对马老师和维小珍前后态度，等，在对比中，读者情不自禁地被马老师爱的魅力征服了。作者不遗余力地营造师生互爱的氛围，并用心地渲染烘托这种气氛，使得读者的眼角和心灵也不由自主地湿润、舒展起来。

——孙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