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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青州赌书消得泼茶香（第2页）

下围棋、打双陆、投壶、打马、六博、关扑、叶子戏、宣和牌……各种赌戏，她只要一玩，必然废寝忘食，必然所向披靡，必然玩到别人望风而逃，无力奉陪。一直玩到靖康之变，跟随宋室南逃，一路家产散尽，赌具也都丢失，才玩得少了。然而，心中仍然时时惦记着。

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赌博之戏，在传统文化人那里，并不算坏癖好。宋代又是一个全民好赌的朝代，比如风靡全国的“关扑”之戏——

关扑，是一种宋人开创的结合了赌博与商品交易的游戏。商品是吸引人们参赌的诱饵，比如说，商家拿出一顶价值一千文的时尚翠纱帽儿，顾客只需要拿出五十文钱作为赌注，任选一种赌博方式（常见的是掷铜钱），顾客若赢了，就能够以五十文的价格将漂亮的翠纱帽儿拿走。如果输了，这五十文钱就要归商家。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年正月初一，开封府下令，开放关扑三日。

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以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馆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帝都之内，处处摆起了关扑的摊子。黄昏之后，是贵族女子入场的时间，珠绕翠拥，香风袭人，娇滴滴的小娘子们，也卷起了袖子，大呼小叫豪赌起来，尽兴之后，再逛逛夜市，吃吃小馆，泡泡茶楼，好生潇洒快活！

据说皇帝也好这一口儿，不方便出门，便在深宫内院也摆上关扑摊子，与后妃宫人们时不时地玩上一回。

李清照好赌，精力充沛，好胜心强，似乎还有几分急躁，比如讨厌保管珍本的烦琐，宁可多花钱买自在。年轻的新嫁娘，敢于向公公献诗救父，也可见性格直率。这样的姑娘，能与她相处融洽的男人，要么为人开明宽厚，要么就是真的能够欣赏她、懂得她、爱慕她。而赵明诚就是这么个合适的人。他既欣赏她花火迸射的才气，也容忍她的急脾气，还能在她蓬勃的好胜心前面，心平气和地败下阵去。

举一个例子，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的时候，李清照每逢下大雪，便兴冲冲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绕城墙根儿去转悠，要踏雪寻诗。写完了诗，又把赵明诚拉住，非要他唱和一首——“明诚每苦之也。”[137]

赵明诚很受不了这折腾，可也拿她没办法。宋高宗建炎一年，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建立的小朝廷在金人追击下，仓皇南逃。赵母郭夫人又于南京病逝。赵明诚居丧期间，本不该任职，但朝廷急要用人，只得临危受命。镇守着南京这样的重镇，对于并无太多实务经验的他，想来相当不易。

就是这样的大环境小背景下，李清照顶风冒雪觅诗，又非要赵明诚唱和，自是胸怀旷达，名士风度。但换个角度想想，作为危城守官的妻子，作为婆母热孝期的儿媳，这些举动，是否也有点不合时宜？

《世说新语》“贤媛”一章记载：“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谢遏他姐，就是谢道蕴，嫁的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林下风气”指的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是东晋的时代偶像。坚毅、机敏、洒脱的才女谢道蕴，被誉为有“林下之风”，而顾家女郎，只是“闺房中的出色者”。

李清照呢，她就是这样的“林下之风”，而绝非“闺房之秀”。她就没有当好一个后宅妇人的自觉性，而作为其夫君的赵明诚，对这些，也不在乎。

家务、理财、生儿育女，她做不好的事情，他都无所谓。关扑、下棋、打马、行酒令、写诗，她喜爱的，他愿意奉陪。赵明诚需要的，本来也就不是一个为夫君精心打理后院的贤妻，他要的是志趣相投的人生伴侣。

论个性，赵明诚也不是什么柔和无原则的人，从少年时为了苏、黄文章与老爸顶牛就知道，对于喜爱的人与事物，他是很执着倔强的。

也举个例子，他搞收藏，节衣缩食、四方奔走、一掷千金都不算什么，他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赵明诚的一位表侄名叫谢伋的，从南京路过。这位谢表侄随身带了一卷唐代阎立本的画作《萧翼赚兰亭图》，千不该万不该拿出来炫耀，赵明诚一见就移不动眼珠了，道：“借老夫看几日可好？”长辈开口，岂有不借之理？然后，这一借就如羊入虎口，再不回头了。

连晚辈的东西都坑，这可不是走火入魔了吗？有一句话说得好：“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138]但“癖”到了极端，便成了魔障。如果说李清照的魔障是写诗，那么赵明诚的魔障，就是搞收藏。

除了至亲至爱之人，还有谁肯包容你的魔障？二十八年的婚姻生活里，赵明诚在包容着李清照。同样，李清照也包容着赵明诚。

学者太守，与名士太守夫人

京城里的空气渐渐松动了。“元祐奸党”得到赦免，其子孙也可以入朝为官了。赵家迎来了春天。

政和元年（1111年），由郭夫人上书请求，赵挺之的赠官赠职都被复还。大哥赵存诚，起复为秘书少监，最先回到了京城。然后是二哥赵思诚，未确知何时起复，但至少在宣和三年（1121年），也已经在中央里了。

出来最晚的，是赵明诚。宣和三年（1121年），也就是《金石录》完工的四年后，他才去做了莱州太守。宣和七年，又调守淄州。

莱州离青州不过两百公里，淄州就贴在青州边上。赵明诚这官做得好，浑不离老家左右，又并不触犯地方官员“地域回避”制度，想来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老夫人郭氏，也随着大儿子进京去了。这位郭夫人，在赵挺之身故后，能带着全家从蔡京手上全身而退，后来又紧盯形势，为赵家谋求再起，政治眼光和权谋都是可以的。

但她那一对小儿子小儿媳，就有些难说了。

考功课吏，依资序迁，正常情况下，一个进士，由选人开始，做上两任最低等文官，才可以去地方上当通判。通判连转两任，才可以升知州。这一倒腾，至少十几年光阴过去了。这还是很顺畅的情况。而赵明诚没有这个过程。他入仕后就挂在中央，干着清闲有钱的活儿。地方政务的经验可谓很少，现在直接就上任知州去了，说不得，也是老爹的余荫。

赵明诚这一州之长官，做得如何呢？还真不好说。首先，文献中缺少关于他政绩的记载。其次，要说他能把这官做得有多差，也不容易。这就涉及一个宋朝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地方官既不允许是本地人，官员的任期，通常又只给个两三年，甚至一年、数月，便要迁移。作为官员，到任地方之后，根本没有时间熟悉环境，两眼一抹黑。宋代科举取士，考的是文赋经义，到了为官一方的时候，面对繁杂的钱粮赋税、水利农事、刑事司法……毕生所学，完全对不上号，派不出用场。

这官还怎么当呢？于是，轮到“胥吏”这个角色上场了。

人们常说“官吏”，历史上，官与吏其实是分离的。吏，就是胥吏，是直接与百姓打交道的最底层政府办事人员。他们俸禄低微，甚至没有俸禄，但作为官与民之间的交接枢纽，所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最终都要通过他们才能够执行。和官员不同，他们大都是本地人，甚至职务祖传世袭，不仅熟知风土人情，更因长期在职的经验，对本司规章制度了如指掌，政府各项事务如何运作，稔熟于心。

论身份，官贵而吏贱，但是作为官员，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又不得不依靠胥吏。正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样：“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任，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139]

作为整个国家行政网络最末梢的触须，百姓的命运被操纵在胥吏手里。虽然他们的正式收入少，可灰色收入多呀！各种贪污受贿、吃拿卡要，都是取之于民，源源不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