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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她爸和她妈 科举新秀名门淑女（第2页）

此时李清照已经出生，携妻带女，工资不够花。太守就照顾他，说给你弄个兼职干干。李格非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州学教授，学问还是次要，最要紧是品行，一言一行，堪为道德楷模。想那颜回身居陋巷，不废弦歌，我等读圣人之书，受君父之恩，当为一州学子做思想表率，现在为了点钱不务正业搞兼职——不合适吧？

不合适，但这事儿也相当普遍，上面也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有各种不得已的理由：穷，人手缺乏，等等。李格非不管人家怎样，他反正不干。几年下来，考核优异，调回京城，就职国立最高学府“太学”，先后担任太学录、太学正、太学博士。

太学正和太学录，是管学风纪律的，比如逃课作弊、不敬师长、喝酒斗殴之类。太学博士负责教学，兼管德育。[53]不要以为是清水衙门，这两个职位，还是很有油水可捞的。

两三千名太学生，分上中下三等。每年按照德行和成绩打分，然后定等级，定待遇。优等生有超额奖学金拿，毕业后可以直接分配工作，差一点的，也能免去省试过程，在科举道路上先行一步。这分数谁来打呢？就是太学正、太学录和太学博士。

既然有权力在手，又无严格可执行的约束方法，你不想滥用职权，也会有人捧着钱来求你用，所以呢……

宋神宗元丰元年，爆出了“大宋最高学府潜规则”的系列丑闻。皇帝大怒，查处了一批营私舞弊的学官，又查处了一批为“犬子”塞红包、跑关系的家长。李格非就是在此次整风之后进的太学。当然，不整风，这些捞油水的事，他也未必肯做的，这样一来，经济收入又受到影响了。

童年李清照的住房条件

李格非在太学工作时，月薪二十贯，加上其他补助项，总共收入大约四十贯。

据学者们研究，在宋代，一个人口不多，生活节俭的官员之家，每月的开销至少要二十贯。而如果要维持体面一点的生活，则每户需要一百贯。[54]

很显然，李格非带着一家人在京城生活时的经济状况，不富裕，甚至可说清贫。在样样都贵，房价尤其贵，寸土寸金[55]的开封城里，他买不起房子。

宋朝京城开封的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先说高档的，北宋初年，一座像样的豪宅，大约五千贯起步，顶级王侯宅第，五万贯而已。到北宋末年，同样的宅第，价格则涨了十倍以上，几十万贯只是起步价，加上装修，没一百万贯拿不下来。普通的民宅，在李格非驻京的时代，即使偏僻地段，陋巷窄屋，也要一百来贯才能买到。能住下一家老小，外加仆佣，客人来了有地方招待，能正经住个人家的房子，千贯足钱不能再少了。[56]

何况京城里人口众多，房子紧俏，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终有宋之朝，大部分在京的官员，都是没有私宅的“京漂族”，要么住衙门，要么租房子。在北宋前期，连宰相都租房子住，直到宋神宗年代，才给宰相们分了福利房。当然，中下层官员们没这等好事。所以著名的贤相韩琦，就谢绝了这个分房的福利，他说：

“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兹乃常事。若臣独被恩赐，岂得自安？”[57]

大家都租房子住，我搞特殊待遇，这怎么好意思呀！

另一位三朝元老、一代文豪欧阳修，二十三岁中了进士，二十六岁，已当上了人人向往的京官，却只能租住在穷街陋巷，屋子四面灌风，出门污水横流。混到四十多岁，当上翰林学士了，才在安徽阜阳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相当于从北上广，跑到三四线城市去买房，负担一下子轻多了。

还有老苏家，在老家四川有屋有田有铺，日子超安逸的。老爸苏洵忽起雄心，带着苏轼、苏辙两儿子进京闯**，一举成名父子都当了官，实为举世罕有光宗耀祖之美谈。谁料光鲜之下，是父子三人凑一块都买不起京城一套房子的残酷事实。老少三代人，拖儿带女，一会儿住驿馆，一会儿住公租房，一会儿又到朋友家蹭住。

老苏家最会攒钱的是苏辙。苏辙也是直到晚年，才在京城附近的许都买了房子，相当于在北京买不起房，跑到燕郊买。就这样，多年积蓄也一扫而空。

李格非一开始住的教职工宿舍。后来妻儿老小都来了，只能搬出去租房子。

这处房子是官租房，即北宋政府搞的廉租房。租金按当时的物价，大概在十五贯左右，那么，房租一项，就要占去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了。

这处房子，位置偏僻，地方狭小。春夏雨水一多，草木疯长，虫走蛇爬，到处结蛛网。李格非就在这种环境里，每天辛勤读书，狂热写作。还在屋头种了几棵竹子，对之反复吟咏。竹子很快被草木遮得看不见了，他还是坚持请朋友来家中“赏竹”，拨开野草与杂树，指给客人看这几棵心爱之竹，客人努力点头，表示欣赏。然后大家围炉烹茶，坐而论道。

这处房子，被李格非命名为“有竹堂”。

李清照在“有竹堂”中，度过了童年与少女时代。

从文学侍从到大宋提刑官

李格非在太学干了几年，调到秘书省。“秘书省”是元丰改制后的称呼，从前叫崇文院，其下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传统上就叫作“馆阁”。这是无限接近王朝政治中枢的所在，也是国家高级人才的储备库[58]，里面放着当世最优秀的学者文人，称“文学侍从”，又称“天子近臣”，前途不可限量。

宋哲宗绍圣元年，李格非离京，出任广信军通判。

广信军，并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宋代最高地方行政区是路，下设府、州、军、监。其中的“军”，一般是军事重镇或战略要冲。广信军，在今河北省保定市辖区内，当时与辽国接壤。

宋真宗时期，河东转运使鲍中和上表，奏称：“河北、河东、陕西路供给边备，其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望令审官院、吏部铨选年六十以下强干者充。”[59]朝廷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

像这种地方派驻官员，必须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之辈。再说“通判”，名义上，是地方上的副长官，辅佐知州管理一州之事。同时，它还担负监察知州等地方官吏的职能，可直接向中央负责。宋代的核心国策是“抑制地方，强化中央”。“通判”这个岗位的特色在于，不仅参与治理地方，还要负责牵制、分化地方官员的实权。所以宋朝人不仅在朝搞党争，地方官员也经常互掐，这是制度的必然。在通判这个位置，可以充分了解民情，熟知官僚体系的运作，学习政治斗争的手腕。

李格非在通判广信军的任期里，显露了其文学家之外的另一副面孔：

该地有一位正当红的道长，据说道行高深，能预测人的生死祸福，因此粉丝众多，走到哪，都有群众追随。

这一日，道长又坐着马车出行，黄冠鹤氅，从者如云，远望如谪仙人。被李格非迎面碰到，一声令下，左右军汉扑上去，老鹰扑小鸡一般，将老仙长捆翻。李格非当街历数其招摇撞骗的事实，治其欺世盗名之罪，最后扒下衣服，狠打了一顿屁股，把他驱逐出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