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泪溅龙床请北征——主动请缨
陆游在连续三次经历科考失败后,终于通过举荐的途径,正式进入了仕途,并且来到了京城临安,有了面见皇帝的机会。按说他只是一个八品小官,是不会经常见到皇帝的。不过宋朝有一个“轮对”的制度:朝廷里的大臣,只要达到了一定的官阶,就可以得到轮流进见皇帝的机会。按一般人的理解,这陆游混到三十多岁才好不容易当了几天官,应该好好珍惜才对,可是他不是个“安分”的人,一到京城,他就隔三岔五地上书宋高宗了,而且上书的语气还很激烈,上书的内容呢,基本上是皇帝讨厌什么,他就说什么。
其中一次进见的时候,陆游就干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事!这事换了别人可能谁也干不出,偏偏只有这个连老虎都不怕的陆游才做得出。这是件什么事呢?
这就是后来陆游自己在诗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泪溅龙床请北征”。“北征”当然是指北伐抗金。那么,“请北征”是请谁北征呢?原来,这个“请北征”竟然是请皇帝御驾亲征!请皇帝亲征好好请就是了,那为什么还会“泪溅龙床”呢?“龙床”当然是皇帝坐的龙椅了。这个胆大包天的陆游,竟然当着高宗的面慷慨陈词,坚决请求皇帝御驾亲征,北伐抗金;他自己呢,则甘愿充当皇帝的先锋。说到激动的地方,既不顾自己的风度,也不管皇帝的身份,竟然痛哭流涕,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一不小心眼泪都溅到了皇帝坐的龙椅上!
泪溅龙床,面请北征,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宋高宗会怎么看待陆游呢?要想了解宋高宗的态度,就得先看看宋高宗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他称金国为“上国”,称自己国家为“弊邑”,自己则自称“臣构”,真是极尽谦卑之能事了。每年按时进贡,送钱送东西,好不容易当了几年太平皇帝,他怎么可能放着“好日子”不过,没事找事自己去发动战争呢?因此,妥协、求和是宋高宗赵构对金国的一贯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官阶低微的陆游竟然会做出“泪溅龙床请北征”这样出格的举动来,完全可以想象,赵构一定是龙颜不悦的。
其实,除了这件事让高宗很恼火之外,陆游还有很多观点,都是跟高宗针锋相对的。举个例子来说,陆游一直认为南宋不应该定都临安,而应该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这也是让高宗很郁闷的一个问题。
南宋初年,关于定都的问题,朝廷里有过好几派意见。这几派意见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主和派为代表,主张定都临安。据说宋高宗当年逃跑的时候,一路经过的地方很多,可是他都觉得住着不踏实。直到来了临安,看到这里风光秀丽,花红柳绿,才长叹了一声,说:“唉,我这辈子啊,就认定临安这个地方了。除了临安,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啊!”于是等金兵撤退后,他就干脆把临安定为了都城。
另一类是以主战派为代表,主张建都在靠近宋金边界的地方,这样才能占据有利地势,创造北伐机会。例如宗泽曾经强烈要求回都东京;李纲则认为建都最好是在陕西关中一带,其次是湖北襄阳,最保守也应该定都在建康。张浚也认为定都建康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金和南宋是以淮水为界,建康的位置逼近淮水,城高三丈,江山险固,历来被认为是帝王之都。退,易于坚守;进,可以北望中原,力图恢复。至于临安,主战派都认为不是理想的都城。例如张浚就说过,待在临安这个地方,在内,容易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对外,又难以号召中原。杭州是个什么地方?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啊!安逸的日子过惯了,是很容易消磨斗志的。著名的爱国英雄辛弃疾和张浚的意见相同,都认为临安既不能守也不易攻,一旦发生战争,就很容易成为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陆游是坚定的主战派,对宋金的形势又有过非常周密的调查分析,他的观点就是:如果从长远打算,都城最好应该定在关中;即便是为目前的形势考虑,至少也应该定都建康,而不是临安。关于这个观点,在后来宋孝宗即位以后,陆游还正式上书详细地提出过他的意见。不过,这样重要的战略观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熟的,应该是早在高宗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只可惜主战派屡次上书,请高宗迁都建康,高宗都置若罔闻,根本不予考虑。
陆游“天真”啊,他应该知道,宋高宗想的不是怎么“战”,而是怎么“和”。皇帝最终选择临安作为都城,除了临安是个享受的好地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临安靠东海近,一旦发生战争,他就可以随时收拾金银细软,赶紧“航海”。上一次他不就是被金兵一直赶到明州(宁波),实在无路可逃了,从宁波“航海”逃到温州,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的特定语境下,有两个汉语词汇有了特殊的涵义,这两个词一个是“北狩”,另一个就是“航海”。“北狩”本来的意思是到北边去打猎,可是南宋人说“北狩”,很可能就是两位皇帝“被俘虏”的代名词。他们不好意思说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俘虏了,当了亡国奴,只好欲盖弥彰地说他们是到北方打猎去了。
“航海”呢,在特殊语境下就成了“逃跑”的代名词。金国的女真族不善于水战,“水性”没宋人好,所以宋朝皇帝一旦要逃跑,首先想到的就是“航海”。不过,海上待太久了,日子也不好过:没吃没喝能撑多久呢?南宋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一件大事:公元1279年,南宋军队与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大败,全军覆没,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就是被蒙古人一直赶到了海上,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为了不当屈辱的亡国奴,丞相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一起投海自尽,南宋就此灭亡。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我们还是先回到宋高宗这里来。
宋高宗自从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以后,这二十几年都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南宋的都城也慢慢地经营得有模有样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整个一销金窝儿呀。舒服日子才刚刚开始,他怎么舍得离开临安,跑到“前线”去担惊受怕呢?更重要的是,定都临安和定都建康,那是战略思想上的根本区别。宋高宗这辈子最怕听的可能就是这四个字了:“北伐”“迁都”!而三十七岁的陆游,进入官场没几年,偏偏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以为秦桧死了,皇帝又貌似重用了几个主战派,就说明皇帝有了北伐的决心了。其实宋高宗任用主战派,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跟秦桧余党的权力制衡,哪里是为了什么北伐呢?这陆游也实在太不“懂事”了,屡次上书说些不“中听”的话,宋高宗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到后来,竟然连“泪溅龙床”这样没大没小的事,他居然也干得出来!这让皇帝怎么下得了台呢?我们不禁要为陆游捏一把汗了。
“泪溅龙床”这件事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的一部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小说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公务员在戏院看戏的时候,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不小心溅到了前排他的一个上级领导身上。其实这个领导并不是小公务员的直接上司,是另一个部门的。但小公务员还是吓坏了,连连跟领导道歉,领导虽然说“没什么没什么”,可是小公务员害怕啊!就怕领导口是心非,嘴上说“没什么”,心里可记着仇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双“小鞋”穿,那时可就惨了。所以第二天小公务员又特意穿戴整齐,专门跑到领导办公室去道歉,领导被他缠烦了,就呵斥了他两句。可是没想到,这个小公务员以为是领导不接受他的道歉,心理负担重得受不了,居然就活活被吓死了!
我这里为什么会想起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呢?因为从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领导与下属之间的那种距离是一道鸿沟,一般的人是没办法逾越的。作为下属,在处理跟领导的关系的时候,往往是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什么事一不小心就得罪了领导。中国更是个礼仪之邦,特别讲究等级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千万别做出什么君不君、臣不臣的事情来!一个小公务员不小心打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领导身上,都会被活活吓死。你一个小小的陆游,论官职也不过只是个“小公务员”,怎么敢鼻涕眼泪的都溅到皇帝的龙椅上去呢?溅到一般的领导身上也就算了,关键是皇帝是谁?一国之君啊!一个普通领导尚且不能得罪,皇帝的权威你敢随随便便挑战吗?逼皇帝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陆游是真不知轻重,还是真不怕死呢?他这次“泪溅龙床”,到底会有什么后果呢?
宋高宗可不是什么宽宏大度的人。“泪溅龙床”进一步激化了陆游和高宗之间的矛盾,于是,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个严重后果就是“请”陆游“下岗”。只不过,陆游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契诃夫笔下那个小公务员强多了,得罪了领导又怎么样呢?大不了把我开除,回乡下种田去呗!说不定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
这是陆游正式进入仕途后,经历的第一次官场挫败,他卷起铺盖,又回了老家山阴,继续去过他“钓鱼砍柴”的清闲生活。这次罢官,离他正式进入仕途,还只有三年的时间。[21]
有人可能不理解陆游干的这件傻事,官当得好好的,太平日子过得好好的,干吗突然要那么激动呢?其实陆游这次的“泪溅龙床”,并不是他没事找事干,更不是像契诃夫说的那个小公务员打喷嚏一样,只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陆游的“泪溅龙床”是有特殊背景的,这就是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具体地说,就是宋金对峙的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五月,正逢宋高宗的生日,按照惯例,金国皇帝完颜亮派来了贺生辰的使臣,宋高宗当然是好酒好菜地款待着他们。要知道,宋高宗是对金国皇帝称“臣”的,“上国”派来的使臣,哪里敢怠慢呢?不过,“上国”的大使也不是那么好伺候的,他们对自己的“属国”很是傲慢无礼,就在南宋的朝堂上传达了完颜亮的意思。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宋金两国,一直是以淮水为界的。但是现在两国之间来来往往的“偷渡客”特别多,容易引起纠纷,所以啊,我们建议最好重新划分一下边界。就以长江、汉水为界吧。长江以北的土地都给我们算了,这样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矛盾嘛。请你们派个把丞相之类的重要人物,到“南京”去拜见我们的皇帝,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我们金国的皇帝,九月份还想亲自到泗州、寿州这些地方来打打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
金国使臣的这番话,简直就是步步紧逼:第一步,要南宋割让长江以北的土地;第二步,派大臣到“南京”讨论进一步的议和条件。宋朝的旧都东京(开封)已经成了金国的“南京”,是金国的都城了,现在他们把“南京”定为和谈的地方,本身就极具侮辱性质;第三步,要是前面两点你们宋廷没做好,那就对不起,我们皇帝就只好亲自到边境来“打猎”了!这个“打猎”就相当于在边境线上进行军事演习。并且这种性质的军事演习,可不单单是为了展示一下军威,而是极有可能随时演变为正式战争的。
很明显,这就等于不是战书的战书,是在给南宋朝廷下最后通牒了。宋高宗一听,脑袋都炸了:“缩头乌龟”做了这么多年,伺候“上国”也算是尽心尽力,怎么还是逃不过一战呢?他就没想到,对于金人来说,你南宋王朝多存在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危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啊!而且秦桧一死,金人丧失了一个最重要的“卧底”,又听说宋朝的主战派有了重新掌权的苗头,金人哪里还敢高枕无忧呢?
宋高宗一听这番挑衅,再加上金国使臣还带来了哥哥宋钦宗的死讯,当场就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可是哭也没有用,要想对策啊!这回宋高宗想求和都来不及了,金兵已经在磨刀霍霍了。好在宋高宗虽然糊涂,可朝廷里还有明白人。当时的丞相陈康伯就是个明白人。陈康伯马上召集文武群臣,以皇帝的名义,下达了最高指示:“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过来,不是要你们来讨论和还是守的问题,你们就直接说,我们该怎么迎战吧!”
于是,南宋朝廷迅速吹响了集结号。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奉行投降政策,朝廷几乎已经找不到可以带兵的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又想起了已经六十四岁高龄的老将刘锜。刘锜曾经是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大将,因为受到秦桧的排挤,长期被流放在外。接到朝廷的诏命时,刘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只能靠喝粥来维持生命。可是国家危难之际,他仍然临危受命,担任了宋军的主帅,统领淮南、江东、浙西一带的兵马。
九月,完颜亮挥师南下;这边刘锜也率军北上,准备到淮阴迎击敌军。
客观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其实是对宋军有利的。因为一方面,金兵虽然号称百万,但内部并不团结,很多都是被压迫从军的汉人,根本就没什么战斗的意志;而宋军在主战派的号召下,爱国热情现在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在士气方面要远远超过金兵。
另一方面,金国统治下的地域也很不太平,汉人的反金起义频繁爆发。举个例子:著名的爱国英雄辛弃疾,这时候就正在山东起义军耿京的麾下担任“掌书记”,相当于耿京的机要秘书兼军事参谋。这支起义队伍号称20多万人,力量很强。一旦宋军发起进攻,这些起义军完全有能力牵制金兵,给金兵造成巨大威胁。
除了这两方面的“内忧”之外,金国还有“外患”:那就是北方蒙古族的迅速壮大,对金政权也是虎视眈眈。金国之所以下决心再次南侵,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北方受到蒙古族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向南寻求扩张,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些内忧外患加起来,金国其实已经由从前的“金老虎”变成了现在的“纸老虎”,只是这只“纸老虎”以前对宋朝吼惯了,“恐金症”实在已经是病入膏肓。“老虎”随便哼哼两声,宋朝廷都吓得直哆嗦,更何况这次是一声貌似可怕的“怒吼”呢?面对这只“纸老虎”,南宋朝廷这回有什么反应呢?陆游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陆游的反应就是:向皇帝主动请缨!所谓“泪溅龙床请北征”,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