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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此身合是诗人未风流放翁（第2页）

当然，王氏夫人并不是陆游身边唯一的女人，他还纳过妾。除了自己的妻妾之外，陆游还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他也有风流浪漫的时候，身边也有过不少的女人。不过，既然陆游也有风流的一面，那怎么还能说他是一个忠于爱情的人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想的确没错，可那是我们现代人的要求。在宋朝那样的时代，“忠贞”只是针对女人的要求，三从四德是用来约束女人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去要求一个男人。不但对男人没有约束力，甚至哪个男人要是宣称自己“忠于爱情”，那会被人笑掉大牙的。陆游也是那个时代的男人，他不是柳下惠可以坐怀不乱，更不是圣人，可以抛弃七情六欲，他和唐琬离婚以后，身边不可能再也没有别的女人。他还必须结婚，必须承担传宗接代的任务，而且作为一个男人，他必须获得社会的承认，所以他得遵循那个时候社会的一些习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男人，一辈子可能会经历很多风流浪漫的故事，但是他的心里往往只有一个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替代的女人。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是有理论根据的。西方有一位著名学者叫瓦西列夫[57]，他写了一本专门讨论爱情的书——《情爱论》。这本书上说：对一个女子的“压倒一切”的爱情如果不能实现，那么这个男人很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待其他异性的态度会变得很轻率、很不稳定。

如果一个男人，他身边守着的是他最深爱的女人，那他是不可能去过那种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的生活的。这不是道德观念的问题，而是一种感情的本能，因为真正的爱情一定是排他的。如果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就能理解，不管有关陆游风流浪漫的那些传闻有多少是真的，他经历过的那些女人都不可能和唐琬相提并论，她们都只是陆游在失去唐琬以后的一种心理补偿。我们看陆游的诗集里，也确实再没有哪个女人，能像唐琬那样占据陆游爱情回忆的全部，她们都只能是陆游生命里匆匆的过客。而他对唐琬的思念却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他留下来的诗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陆游七十五岁时重游沈园，并不是他和唐琬分离后，唯一的一次来沈园，也不是他最后一次来沈园凭吊唐琬。沈园是陆游无数次在现实中、在梦中流连徘徊的地方，是这辈子他最想来、但是也最怕来的地方。怕来，是因为“沈家园里更伤情”——每次到沈园，他都会触景伤情，肝肠寸断；想来，是因为只有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他才能排除一切干扰，安安静静地和他的唐琬“说说话”。尤其是到了孤独的晚年，沈园更是成了他频繁光顾的一个地方。比如，在他六十八岁的时候，他也来过沈园，写过悼念唐琬的诗[58]；八十一岁的时候，他梦到自己又来了沈园，来寻找他的爱人，可是凄冷的沈园里“只见梅花不见人”[59]；八十二岁的时候，他再一次独自回到沈园，他说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鹤一样，徘徊在那些熟悉的亭台楼阁之间，他找不到自己的爱人，找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悲伤[60]；八十三的时候，他再一次来到沈园，这时候沈园的墙壁已经破败不堪了，他抚摩着自己当年在墙上留下的那首《钗头凤》词，痛苦地凭吊他心里永远的爱人[61]；八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临终前的一年，他还挣扎着最后一次重返沈园，追寻唐琬的身影……

和唐琬的爱情故事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陆游对唐琬的爱情是至死不渝的，那又怎么解释他的风流浪漫呢？跟别人比起来，他的风流浪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其实陆游虽然确实也风流过，但他并不是个天生的“花花公子”，天性就喜欢拈花惹草。他的风流浪漫，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那么，这个不得已的苦衷是什么呢？

要解答这个疑问并不难，答案就在陆游的一个别号里。陆游的别号有十几个，这十几个别号当中，最有名的，陆游自己用得最多的，也是后人最熟悉的，当然还是“放翁”这个号。那这个别号跟陆游的风流浪漫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当代有很多人熟悉陆游的这个号，是因为梁启超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62]这首诗的主题，是说陆游的思想以爱国为主，所以他的诗集里面，十有八九是在抒发他从军的快乐，真不愧是从古到今难得一见的伟丈夫！这首诗给了我们一种错觉：好像陆游的诗集里百分之九十是写从军的诗，而“放翁”的这个“放”字呢，就是豪放的意思。其实，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从数量上来看，真正写从军的诗，在陆游的诗集里并不占多数，还不如他写的闲适诗多。从陆游取这个号的原因来看，“放翁”的这个“放”字本来并不是“豪放”的意思，而是“颓放”，也就是堕落放诞的意思。

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要大吃一惊了：陆游堕落放诞？这怎么可能呢？

其实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放翁”这个号是怎么来的，陆游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取“放翁”这个号的，这个号跟堕落放诞又有什么关系。

“放翁”并不是陆游的第一个别号，他之前也给自己取过一些号。他第一次使用“放翁”这个别号，是在淳熙三年（1176年）九月。在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最后一句就是：“贺我今年号放翁”[63]，这是“放翁”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面。这一年陆游已经五十二岁了，他自号放翁时，正在四川的成都。那么，陆游是怎么到成都的呢？为什么他会在成都取“放翁”这样一个别号呢？

原来，陆游是从四川南郑前线退下来之后到的成都。南郑从军，是陆游事业的巅峰，他在南郑王炎的军营里面干得有声有色，还有过不少英雄事迹，是军队里出了名的传奇人物。但是，很遗憾，这段**只持续了短短的八个月。就在乾道八年（1172）的十月，四川宣抚使王炎突然被朝廷召回，到京城临安担任枢密使的职务。表面上看，王炎是升官了，可实际上这是朝廷对王炎的明升暗降。朝廷召回王炎，其实是意味着朝廷用兵的意志又动摇了。因为王炎这几年在四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北伐做准备，现在，一切都快筹备好了，只等最后的号令一发动，就可以正式出师北伐。临阵换将，本来就是兵家大忌，朝廷却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调走“司令员”，这当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果然，王炎被召回之后不久，就被罢官了。“司令员”这一走，出师北伐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朝廷这个命令下达的时候，陆游正被王炎派出去巡视前线，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王炎手下的幕僚基本上都被遣散了，陆游也被调到了成都[64]。充满战斗**的陆游，还没正式遭遇大规模战争，还没有亲手杀死过敌人，又被调到了大后方。他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建功立业的机会眼看就在面前，可是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快五十的人了，岁月不饶人啊，这次离开前线，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战场了。可是朝廷的旨意不可违抗，连“司令员”都被撤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军事参谋，又能有什么回天之力呢？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陆游的心情一下子从兴奋的顶点跌到了失落的深渊。从南郑到成都的路上，经过剑门关的时候，陆游写了一首诗，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他这回是真的绝望了：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

通过我们以前对陆游的分析和了解，我们都知道陆游是铆足了劲儿要做一个战士的：他从小就刻苦练武，熟读兵书，精通剑术，擅长骑马射箭；到了南郑以后，他突然“返老还童”，焕发了青春，又是强渡渭水做“间谍”夜闯敌营，又是打老虎一试身手锻炼胆量、为老百姓除害，又是在冰天雪地里几天几夜地坚守大散关，跟金兵对峙……可是结果换来了什么呢？他这一切努力，换来的不是骑上战马，浩浩****出师北伐，而是独自骑着一头小毛驴，离开前线，从剑门关往后方撤退。陆游从来都不想当什么诗人，他写诗就有点儿像我们现在写“微博”一样：随时随地写点儿自己的感想，每天写那么几句，既是一种记录，也是和别人交流的一种工具，如此而已。只不过这种工具他用得太顺手太出色了，一不小心就被人当成了诗人。可是现在，战士的梦想已经破灭了，无奈当中，陆游也只能认命——你们都说我是诗人，看来我这辈子真的只能当诗人了！“此身合是诗人未”，他不由得向老天发出了质问：老天爷啊，难道你真的注定了只能让我当一个诗人吗？

我们看这首诗里透露出来的陆游的心情，和那个在南郑战场上生龙活虎的“少年”战士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意味着，从南郑撤回后方的陆游，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要转折：他从一个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战士，变成了一个只能骑在驴背上写写诗的诗人。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内心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地需要发泄，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对当政者的愤怒，那他是怎么发泄的呢？一个字，那就是“放”！“放”的意思，就是不受一般礼法规矩的约束，纵情率性地生活。而陆游的“放”，就是一个诗人的风流浪漫，放诞不羁。他就是以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绝望，对当权者的反抗。而且，他以后所处的环境，又为他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

陆游从南郑退下来以后，就奉命到了成都，接下来的几年，虽然官职有过一些变化[65]，但变来变去，地方都离成都不远，所以他还是经常到成都来，有时是出公差，有时候是私人拜访朋友。尤其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的时候，陆游的一个好朋友范成大[66]也到成都来了，成了陆游的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诗人，跟陆游齐名，都是南宋前期著名的“中兴四大诗人”[67]之一。不过，范成大和王炎不一样，范成大不是一个抗战的英雄，在抗战这方面，陆游跟他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在诗歌方面却是有共同兴趣的。他跟范成大之间的关系，不像上下级，而是好朋友。史书上说他跟范成大是“以文字交，不拘礼法”（《宋史·陆游传》）。“不拘礼法”，本身就包含“放”的意思了，这就是说陆游跟上级打交道，没有遵守上下级之间应该有的那种规矩，倒是变成了纯粹“诗人”性质的交往。所以这以后，围绕在范成大和陆游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大家聚在一起，经常喝喝酒啊，写写诗啊。陆游也索性放开手脚，尽情去挥洒一个诗人的性情了。

我们都知道，诗人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例如在性格方面，诗人往往更加率性一些，经常会做一些一般人看来很出格的事情。陆游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是一个江南才子，只不过前半生他一直在为抗金北伐奔走呐喊，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风流浪漫。可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了，成都又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再加上还有一批诗人好朋友在一起，风流浪漫的那一种天性就被激发出来了。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风流浪漫的一面了。

比方说吧，陆游喜欢喝酒。好酒本来是文人的天性，李白不就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嘛。陆游号称“小李白”，他也宣称自己是地道的酒徒。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就这样说过：“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68]。他一生的事业都记录在诗里面了，而他这一辈子，有一半的光阴是在酒里面度过的，他还号称自己是“嗜酒在膏肓”[69]，爱酒爱到骨子里去了。可是，文人哪里会只是老老实实喝酒呢？尤其是宋代，文人风流那是社会风气，宋代的文人喝酒吟诗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那就是酒席上经常是要有歌妓来弹弹琴，唱唱歌，甚至有时候还要跟文人一起诗词唱和一番来助兴的。文人们在酒席上即席写的一些诗啊词啊，经常就直接交给歌妓，让她们当场唱给大家听。这些歌妓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即使说不上样样精通，至少也是略通文墨，多才多艺。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成都就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歌妓薛涛，诗写得非常好，直到现在成都还保留着纪念才女薛涛的名胜古迹——望江楼。四川的歌妓都很有薛涛的遗风，不光是温柔漂亮，而且还很有才华，所以在那个时候，文人跟歌妓的关系非常好，常常还能成为彼此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什么的。陆游也不能例外啊。例如他经常去的“芳华楼”就是当地一家有名的歌楼。在这些歌楼酒馆里，陆游狂放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在成都的时候，有时候兴致来了，甚至会把整间酒楼全包下来，呼朋唤友地在里面赌博豪饮、纵情声色。

我们看，陆游的这些行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放浪形骸的地步呢？可是，陆游沉浸在这种声色当中的时候，他忽略了一点——政治斗争是无处不在的！它绝对不会因为你说只想当一个诗人，你的政敌就轻易地放过你，相信你真的只想当一个诗人。因此，尽管远隔万里，陆游在成都的这些所作所为，还是被他的政敌看在眼里了，还落下了把柄。就在淳熙三年（1176）的三月份，陆游被弹劾罢官。

说来也可笑，陆游以前被罢官，什么“泪溅龙床”也好，“力说用兵”也好，理由都还算说得过去。可这一回，他被弹劾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燕饮颓放”，意思是说他好酒贪杯，堕落放诞。陆游在成都确实是有燕饮颓放的一面，但那毕竟不是他生活的主流，事实上，陆游每到一个地方，政绩都是有目共睹的，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可是陆游的政绩，政敌们故意视而不见，他偶尔的颓放倒是被政敌们无限放大了。所谓的“燕饮颓放”，那还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这种理由的罢官，连我们都忍不住要替陆游喊冤。那陆游自己对这次罢官又是什么态度呢？

陆游这次的反应很特别。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灰心丧气，或者是牢骚满腹。五十多岁的陆游经历了这么多明争暗斗，他早就看透了朝廷里这帮小人的阴谋诡计，他甚至有了心情“嘲笑”自己：你们不是说我“颓放”吗？那好，我就颓放给你们看！我还要专门庆祝一下自己终于能公开“颓放”了呢！干脆，我给自己再取一个别号，就叫“放翁”吧！“贺我今年号放翁”，大家看，陆游是不是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呢？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陆游就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他是用这种**不羁的态度，来划清跟当权者的界限，来显示自己独立的个性：你们越是不准我做的事情，我就越是要做给你们看！“放翁”这个别号就是这样来的，并且从此以后，“放翁”就成了陆游标志性的别号了。

现在，我们都了解了“放翁”这个别号的来历，而且还明白了：陆游之所以成为一个放诞不羁的诗人，是出于对黑暗政治的一种特殊的反抗形式，他确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也能够宽容陆游的颓放了。但是，在一般人看来，放诞不羁的生活方式，跟忠贞不渝的爱情之间毕竟还是有矛盾的。而且我认为啊，政治理想的破灭，还只是导致陆游“颓放”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他的“颓放”跟唐琬也有间接的关系。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有疑问了：“颓放”不是他的政敌对陆游的评价吗？五十二岁的“放翁”，跟唐琬离婚都已经三十年了，他的“放诞”跟唐琬还能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答案是：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大。那么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表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