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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开骂程朱理学之前请先理解它（第1页）

在你开骂程朱理学之前，请先理解它

最近《芈月传》好像很火热，据看过这部戏的人说，演的虽然是战国的故事，不过男女主人公表达爱情跟现代人一样奔放，什么“月儿就是我的命”，特肉麻。有点穿越的感觉。导演郑晓龙解释说：“那个时候还是战国时期，男女示爱的方式是比较直接的。开始变保守都是‘程朱理学’出来之后的事，男女间越来越授受不亲”。

用“程朱理学”来替历史剧的“穿越感”（穿帮感）做挡箭牌，确实是好主意。因为自近代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就是一个大箭垛。任谁，只要觉得不爽都可以往那里射一箭，真可谓众矢之的，千夫所指。

◎明代画家郭诩所绘的朱熹画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给程朱理学画了一个小丑的红鼻子：“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这位抛弃发妻找小三的爷，快将自己装扮成“妇女之友”了）

与鲁老爷子齐名的胡适呢，尽管说过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但他年轻时也向程朱理学开过炮：“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连自许服膺于儒门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认为，五四旗手动手砸“孔家店”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大师的解说怎么这么粗俗？）

今天你到互联网上随便一检索，更是立即便会发现，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人控诉“程朱理学鼓吹缠足、戕害妇女”；有人指出“程朱理学压抑了中国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人痛骂“程朱理学彻底把中国人奴化，人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有人痛心疾首于“程朱理学阻碍了中国一千年的发展”；还有人考证出“抹胸的产生与程朱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理学是中国女性**发育不良的罪魁祸首”……

显然，程朱理学被妖魔化太久，被误解太深了。

我愿意给诸位讲述四个小故事，用四个小故事为程朱理学正本清源。

程朱理学是旨在约束君权的政治哲学

我要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关涉到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后世学界将程朱理学说成“客观唯心主义”，将陆王心学说成“主观唯心主义”，便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理学。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从更“薄”的层面去理解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还原为一门政治哲学。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从“内圣”开出“外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畬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现在来说第一个故事。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程颐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征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经筵官。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不过程颐没有马上应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阐述他对经筵制度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朝廷赞成他的意见，他便担任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崇政殿说书”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在第三道札子上，程颐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总而言之，如果君主不知道克制、敬畏，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程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两套制度：一，君德成就责经筵；二，天下治乱系宰相。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经筵制度，程颐认为，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这个过程，也叫作“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其次是宰相负责制，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这也是宋儒的共识。从程颐后来还是欣然就任“崇政殿说书”来看，朝廷应该对他的意见没什么异议。

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我来说第二个故事。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年近六十的朱熹应宋孝宗之召，赴杭州入对。启程之际，友人劝告他：皇上不喜欢“正心诚意”之论，您就别提这个话题了。朱熹正色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待见到了宋孝宗，朱熹劈头就对皇帝一顿臭骂：“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为什么会这样，朱熹分析说，是因为陛下您“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最后朱熹建议皇上：“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不管朱熹的这一套皇帝听不听从，但朱熹的本意确是要求君主与士大夫节制人欲、遵循天理，而不是要老百姓这样做。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