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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开骂程朱理学之前请先理解它（第2页）

而且，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朱熹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人有欲望，但人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中，如果欲望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的欲望如不受限制，则必将对他人构成威胁或伤害。所以人们在交往、结群的过程中，会形成道德、伦理、礼法。道德、伦理、礼法都是为了节制人性中过度的欲望，从而达成大众福利的最大化。优良的公共治理秩序，有赖于人们对道德、伦理、礼法的遵守；而一个各人听任于自己欲望的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丛林世界。

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影响极有限

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我再讲一个朱熹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明朱熹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朱熹有位“一语定交”的好友郑自明（郑鉴），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陈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陈师中之妹陈氏为妻。淳熙九年（1182年），郑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后坊间传出陈氏意欲再嫁的消息，朱熹便给陈师中写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陈师中能够劝说其妹不要改嫁，留在郑家“养老抚孤”。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认“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可见当时社会并无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观念。只不过陈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议，但他实际的用心恐怕还是出于对亡友一家老幼未来生活的忧虑。

朱熹可能预感到这封信并不管用，又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写了一封信，意思还是恳请陈宰相劝说女儿不要改嫁，并解释他冒昧写这封信，乃是“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尽管朱熹说得非常恳切，陈氏还是改嫁了。据朱熹本人所作《陈俊卿行状》，陈俊卿“次女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实际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适他人。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利用南宋笔记小说《夷坚志》所记事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邦炜先生得出结论：“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鲁迅讽刺宋人“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是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范仲淹给范氏宗族福利基金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后期，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颖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曾跟朋友讨论一个案子：建阳县（今建阳市）有一名妇女，由于夫家太贫穷而提出离婚，事情闹到衙门，县官判离。朱熹的朋友对这个判决很不以为然，说：“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朱熹说：“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可见朱老夫子尽管性格有些严肃，但也不是不近人情。

理学在清代被帝王扭曲了

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我来讲完最后一个故事。雍正年间，有个叫作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孙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高压之下，清代的所谓理学家已全无宋明士大夫的风骨，如清初的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将康熙皇帝捧为“道统”的接班人。而在宋人构建的理学道统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道统完全独立于皇权。另一名理学家焦循则大骂吕坤之论：“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但即便如此，程朱理学也没有某些人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要为中国近百年（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的落后负责云云。恰恰相反，晚清时候，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家崛起，士大夫政治意识得以觉醒，理学出现了一波回归，而这次“理学回归”的过程，基本上又跟“同治中兴”同步。换言之，理学并没有造成清王朝的专制与衰败（而是清王朝的专制导致了理学的衰败），反而创造了晚清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