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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0年（第1页）

前100年

清王朝起承转合中，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嘉庆王朝。在嘉庆中衰的时移世易中，光绪二十三年的悲怆命运其实已被悄悄框定。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上推100年的话，正是嘉庆二年（1797年）。

不过，站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看，嘉庆王朝却还是欣欣向荣的，起码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亲政第一年，大清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GDP的44％，这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

公元1799年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8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世纪。18世纪的第一年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随后的整整100年中，康熙、雍正、乾隆这3个清朝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所以当嘉庆皇帝在世纪之交成为这个大国新的领导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19世纪也是中国世纪。

因为基础太好了。此时大清国的人口已达3亿，到19世纪中叶，大清人口据统计竟达4。3亿（见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无论是从GDP还是人口总量的增长上，大清都是当时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大国。

但是，一些微妙的迹象开始显现。嘉庆十二年（1807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发明火车机车。此后不久，世界上新发明的蒸汽机功率达400万匹马力，相当于4000万人的能力。而在当时的大清国，人力还是最主要的动力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那一年，英国一台机器纺纱机的生产力相当于当时大清国内手动纺车的200倍！一种南辕北辙的趋势已是显而易见。

嘉庆却看不到这一切，或者说看到了也装作看不见。事实上他正被国内众多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所纠结，也被他自身守成、懦弱、勤奋、自怨自艾等多重矛盾性格所纠结。在清朝入关后的10个皇帝中，嘉庆排名第五。这是中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点，如果不有所作为特别是有所突破的话。其时，帝国的危机开始显现，一切需要大手笔、大气魄、大突破。但是嘉庆却“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优”“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他在《十全纪实颂》中追述自己被宣布为太子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这既是自谦，其实也是自卑。一个统治3亿多人口大国的国君，毫无治国的信心，更无突破陈规的治国理念与放眼世界的视野和胸怀，帝国的中衰至此已是呼之欲出了。

帝国在嘉庆手中没有中兴而是走向中衰，原因是遭遇了难题。嘉庆难题是世纪难题，也是中国难题。因为它不是寻常的中国式智慧可以突破的，特别是对嘉庆这样一个在乾隆的余荫下虽然有所作为却做不到有所突破的人君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光荣的帝王已经随风而逝，他们似乎无所不能，开创一切，战胜一切，遇魔斩魔，遇佛弑佛，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能力。但是嘉庆不具备这样的气质和能力。他只是个平庸的守成之君，对付历朝沿袭、司空见惯的统治难题已是力不从心，更遑论世纪之变的世界难题了。嘉庆皇帝御国25年对他来说是且战且退的25年，当传说中那个宿命的惊雷（民间野史认为嘉庆皇帝是遭雷击而死）带走这个可怜的人君时，嘉庆帝的心情也许是释然的。

的确，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对帝国来说，一切都不可能结束。一切都还在路上。这是帝国的尴尬与迷茫。它们历历在目，宛如伤花怒放，痛并鲜艳着。

一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2天，嘉庆皇帝召集在京军以上干部谈话。口气之严厉，前所未见。他说：“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还说在京的军官们“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目的只在敛财。这些人从军营回京后，“家资顿增饶裕”。接下来的套路都是大同小异，那就是请假回老家，借口祭祖省亲省墓之事，“回籍置产”。嘉庆通过严厉的训话，将乾隆末年以来形成的军队腐败现象第一次公之于众，令人顿感政坛出现了异动。

大清政坛的确出现了新思维。嘉庆的正月谈话事实上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他的时代到来了。这是有所作为的时代，也是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嘉庆甚至提到了他父亲：“皇帝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凡出师征讨，即荒徼边外，无不立奏**平。从来未有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蒇功者。”这是借乾隆之名敲山震虎，意有所指。

而接下来一句“近来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战胜，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有一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审办一人”，却似乎是对乾隆朝的政策或者说行政作风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貌似委婉，却相当的振聋发聩。因为这是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2天，这样的话出自谨小慎微、一贯唯唯诺诺的嘉庆帝之口，很是令人大跌眼镜。

也令人胆寒。

特别是和珅。

这一天，和珅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关于军机处大臣福长安的。他被解职了。由于福长安与和珅是利益共同体，嘉庆在谈话之后一举拿下福长安的职位，意图很明显——冲着和珅来的；二是关于和珅自己的。和珅和福长安被分派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嘉庆帝的这个举动相当的意味深长。从好里说，是他们受嘉庆皇帝的器重，为太上皇守灵；从坏里说，他们事实上被软禁了，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到福长安的被解职，和珅只能做出悲观的猜测。

嘉庆耐人寻味地做了一个指示，规定从今以后“有奏事者……皆得封章密奏”。改明奏为密奏，个中意图有着强烈的暗示性。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就收到暗示了。他们当日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毫无疑问，这样的弹劾是嘉庆皇帝所需要的。因为三天之后，和珅就被革职，逮捕入狱了。

10天之后，和珅发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受嘉庆的再一次暗示（事实上和珅被捕就是个强烈的暗示信号），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列出和珅20大罪状，奏请将他凌迟处死，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赐自裁。

这是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的正月行动，自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到正月十八和珅“赐自裁”，刚好是半个月时间。这是改变历史命运的半个月，也是展示嘉庆皇帝处世身段与执政手腕的半个月。他的霹雳手段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和康熙除鳌拜相比，嘉庆的行动也毫不逊色。鳌拜是权臣，和珅也是权臣。被革职前，和珅是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可谓位高权重，一呼百应；鳌拜党羽遍朝廷，和珅也是在乾隆朝受宠多年，谀附着众，但嘉庆帝还是出手了，并且一击成功。

接下来的收官其实比出击更重要：和珅死党，是一一收拾，除恶务尽，还是为稳定计，概不追究？事实上这是个两难选择。取前者，人心是大快了，但是帝国也差不多要完蛋了。谁知道和珅死党的水有多深？这个时代人人一脸无辜，却个个心怀叵测。似乎没有谁是清白的。拔出萝卜带出泥，泥是什么？是大清国的国本啊，不能轻易动的；取后者，稳定的问题是解决了，可发展的问题没解决。后和珅时代，一群面目可疑、心怀叵测的人与龙共舞，这是龙的悲哀，也是帝国的悲哀——大家稀里糊涂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直到走不下去，直到一脚踩空……

嘉庆最后选择的是后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也就是在赐和珅自裁的第二天，嘉庆发布安官告示。指出和珅案“惟在儆戒将来，不复追咎过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清实录》）。这等于是给该案定性：萝卜是萝卜，泥是泥。萝卜是有罪的，裹在萝卜身上的泥是无辜的。嘉庆以壮士不断臂的苟且态度了结和珅案，很遗憾地为帝国的发展留下重重隐患。

所以嘉庆毕竟只是嘉庆，而不是康熙。这是患得患失者与大刀阔斧者的区别，也是术与道的区别。不过嘉庆没有想到，求术得术，他的报应或者说帝国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因为没有对腐败现象斩草除根，腐败也就遍地开花了。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案发的直隶官员贪污窝案，涉及24州县，共贪库银31万余两。此案牵涉人员之广，发案时间之长，涉及州县之多，作案手段之猖狂，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嘉庆后来震惊地说：“将国家正帑任意侵吞，明目张胆，毫不忌惮……为从来未有之案！”

此外还有湖北武昌五县任意侵吞库银案，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虚报户口贪污杀人案，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侵蚀军需案，等等，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

更要命的是不仅地方官员大量涉案，连查案的官员也陷进去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刑部侍郎广兴到山东查案，受贿白银数万两，后又到河南查案3次，共受贿白银23000两。在行贿人中，竟然包括河南巡抚马慧裕以及当地司道等。所以嘉庆帝国的官场腐败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查案人有问题，另一方面被查的当地官员也有问题——以帝国之大，要找一块净土确实不容易！

事实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能查出问题来的官员还是轻的，大量的是查不出责任人可问题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皇帝下令调查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结果出来的数字竟然近2000万两之多！这些本该上缴国库的款银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没有人告诉嘉庆帝一个准确的答案，嘉庆也不可能知道这近2000万两款银有多少是确实收不上来，又有多少是进了地方官员个人腰包的。这是嘉庆难题——他想查却又不能查。因为除奉天等5省外，全国其他各省差不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怎么查？查出来后又怎么惩处？这都是异常敏感的问题。所以嘉庆最后的选择是不查。因为为了稳定大局，不查比查好。

当然，嘉庆不可能无为而治。他实在想当一个有所作为的帝王。嘉庆选择了高瞻远瞩，从源头抓起，重塑帝国的官心与民心。他专门抽时间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下发全国，试图以德治国。嘉庆语重心长地告诉官员们，搞腐败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善终。为此他提出：“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提拔了一批相对来说还比较干净的清官。与此同时，嘉庆皇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为广大官员的典范。他下令废除年节时大臣们进献如意的老规矩，并指出：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都不是自己掏腰包买来的，而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诈而来。这里面就涉嫌贪腐了。而且那些上呈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粪土不如。嘉庆规定——今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绝不轻饶。为了深入贯彻廉洁爱民的精神，嘉庆甚至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当他听说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时，便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何处，都要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

嘉庆就这样以他的精神洁癖来对付帝国无所不在的洪水猛兽。这实在是一种悲壮的抵抗，嘉庆一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振臂高呼，他以为应者云集，以为人心向善，但是腐败的洪水四处蔓延并最终淹没了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悲剧，制度性悲剧。终嘉庆一朝，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可土地的面积并没有增加，帝国的岁入也没有多大的增加。由于在财政收入上没有制度性的突破和改变，嘉庆只能万事“省”字当头，这其中也包括少发官员们的工资。基层腐败包括高层腐败便成了制度困境，贪腐官员前赴而后继了。

也许不能说嘉庆不明白这一层。因为他也设置了养廉费试图高薪养廉，但是帝国财政总的盘子就那么大，所谓的高薪养廉云云，实在是海市蜃楼，于事无补。再加上贪腐世风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嘉庆的抵抗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自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他的敌人，万万千。

二

除了贪腐，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疲软了。

也许是乾隆朝实在漫长得可以，抽走了帝国所有的精气神，所以到了嘉庆朝，一切都变得疲软了。“疲软”成了这个帝国内在的精神气质。用嘉庆的话来说是四个字：因循怠玩。

嘉庆十年（1805年）的一天，嘉庆皇帝因为有事到四公主家走了一趟，等他回宫后发现“本日文武大小衙门竟无一事陈奏”，官员们趁着皇帝有事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事实上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政事疲软已然深入到帝国的骨髓。官员们个个以因循怠玩为荣，以勤勉做事为耻。在日常奏事方面，能少奏就少奏，能不奏就不奏。御门听政的日子是不得不奏的，可这个日子过后，两三天不再奏事成了帝国官员的主流选择。官员们似乎抱定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理念，不急不躁地和皇帝磨洋工。“在家高卧，以避晓寒”“日高未起者”比比皆是，只剩下嘉庆皇帝在那里干着急。虽然他站在道德高地上，“未明求衣，灯下办事”，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但他自己也承认，“同此劳者惟军机内廷数人耳”（《东华录》）。

说政事疲软深入帝国骨髓还因为官员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有时候人来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嘉庆十年（1805年）腊月，嘉庆皇帝召集大学士九卿会议讨论江南船事，结果一大帮帝国高官们讨论半天的结果竟是“造船需时，请交两江总督及河漕诸臣再行筹议”，会议开了等于没开。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中有任过江西督抚的，也有办理过河务的，对河道船事多有见解，但大家都沉默是金，出工不出力，以至于嘉庆皇帝愤怒地指责他们“徒成具文，并无实际于国政”，都是些会议机器。

疲软的其实不仅是政事，还有兵事。嘉庆八年（1803年），神武门见证了一起暴力事件。当时的嘉庆皇帝正从圆明园回紫禁城，在正对着神武门的顺贞门前换轿时，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亡命地冲向他，准备结束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