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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0年（第2页）

这个行刺人手中的刀并不长，只是一把小刀而已。人也不多，没有接应者，单独行刺，但是嘉庆却遭遇了很大的危险——虽然他身边有百余名侍卫，可他们在那一刻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冲上去制服行刺者。最后充当起侍卫职责的还是随驾的嘉庆皇帝的侄子定亲王绵恩，他和皇帝的姐夫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等人一起拿下了行刺者。

嘉庆皇帝震惊不已。他不是震惊自己的被刺，而是震惊帝国的门禁以及护卫力量如此软弱不堪。刺客是怎么潜入皇宫，并成功地冲到他面前的？百余名侍卫的忠心和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兵事的疲软。这个帝国，连皇帝的安全护卫工作都已软弱涣散至斯，那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和坚挺的呢？

为了治疗帝国疲软症，嘉庆皇帝强调了对门禁的管理，他说：“大内门禁，关防实为紧要，是以朕谆谆降旨教导，原恐不法之人滋生事端。”又召集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前锋营统领、护军营统领、内务府大臣等高官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就皇宫安保问题商量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者说章程来。没想到这次会议竟开出了喜剧的效果，因为众大臣向嘉庆皇帝报告，说禁卫章程早已有之，就在《大清会典》中，只不过没有严格执行罢了。嘉庆啼笑皆非。不过为了体现狠抓管理漏洞的精神，他还是要大臣们出台了安保工作补充条款29条，自己又加上3条，重新载入《大清会典》中，以为今后大内安保工作的典章。

但是，疲软症不是靠文件就可以治疗的，它已是深入帝国骨髓的一种气质了，是这个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嘉庆十年（1805年）的一天，一个名叫萨尔文的人也是持刀，试图强行闯入神武门。百余名侍卫在那一刻又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同样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这一次最糟糕的情形还在于，他们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的刀、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还是仗着人多冲上去夺下萨尔文的刀，才将对方制服。

嘉庆皇帝又生气了，只是这一回的气生得无可奈何。大内安保工作的文件是早就制定并载入《大清会典》中的，为什么不能狠抓落实呢？“官兵怠玩成习，渐至旧章废弃。”尤其让嘉庆帝气为之塞的是，这些承担护卫皇帝安全任务的侍卫和护军，在值守时为了省事竟然连腰刀都不佩带，只有突遇检查时才装模作样地把腰刀佩带上，敷衍了事。嘉庆事后下诏书，认为此事“显系彼时伊等未佩带腰刀”，是长期淡忘规章和责任的结果。

不过这一次，嘉庆皇帝没有再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也许他已明白，该开的会都开过了，该制定的文件都已经制定，至于做得怎么样，实在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嘉庆可能不是个软骨皇帝，但帝国却实在是软骨帝国，嘉庆皇帝生逢其间，无以为计，只得承受加忍受，自求多福了。

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一天，尴尬的事件又发生了。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说是皇宫安保问题的总爆发，所呈现出来的漏洞之多、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因为，有数百名信奉白莲教的农民打进了皇宫。他们在资深信徒林清的领导下，在宫内太监刘得财引领下，趁嘉庆皇帝木兰行围之机分两股从东华门和西华门入宫。按理说这是极低概率事件——发生率低，成功率更低，因为紫禁城守备森严，数百名信奉白莲教的农民不是职业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较强的军事攻击力。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接下来看紫禁城守备人员的表现。

林清等人起事前言行狂傲，自认“神术”高超必能取胜，宫内大臣虽有耳闻，却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漠然处之。再加上嘉庆皇帝要去木兰行围，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自找不痛快。

官方所得密报中有宫中太监牵连此事，为了避免惹火烧身，相关官员宁可信其无，不敢信其有，所以个个不敢追查此事。

掌管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吉伦出事前几天得到有人造反的报告后为了避祸，竟然借口迎銮带着侍从出京。巡捕左营参将以都城中情形异常劝他留下，吉伦却告知对方现在是一片太平景象，不用惊慌。

天理教徒攻到时，东华门守门官兵行事懈怠，连个大门都关不好，等到叛乱者亮出兵器扑过来时，这些护军校尉士卒们或手足无措，或仓皇逃遁，一点没有职业军人的风范。

王公大臣们闻变后，都惶惶然聚集在宫城西北角，不知如何是好，而站在他们身边的禁卫军官们也个个手足无措。

守卫午门的副都统策凌以为大势已去，竟然率兵逃遁了。

这场被称为“林清之变”的宫廷安全重特大事故到最后虽然被解决了，但是从中暴露出来的帝国疲软症可谓前所未有，或者说在以前的基础上变本加厉了。事后，嘉庆皇帝以懈弛门禁之罪，罢免了以下官员的职位：

步军统领吉伦；

左翼总兵玉麟；

署护军统领杨述曾；

护军统领明志。

这些人在事变当中因为举止慌张，进退失据，受到了革职甚至戍边的处罚。当然嘉庆皇帝还惩罚了一个人——他自己。他事变后写了一篇《遇变罪己诏》。在诏书中嘉庆皇帝这样写道：“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疏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嘉庆皇帝的自责看起来充满了委屈，名为自责，实为他责，以至于在诏书最后他竟写下这样八个字：“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皇帝的心潮起伏，也是他的无可奈何。从嘉庆八年（1803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帝国疲软症时有发作，且愈演愈烈，嘉庆皇帝也终于认识到“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可认识到了又怎么样呢？“诸臣未能领会，疏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是诸臣们的悲哀，也是他的悲哀，更是这个帝国的悲哀，所以嘉庆帝不忍再言，只能是“笔随泪洒”……苍凉心境，竟至于此，大清帝国的中衰可谓痛彻心脾了。

三

一个帝国自有一个帝国的仪式感。对于康乾盛世来说，木兰秋狝与东巡谒陵是两项重大的仪式活动。它们如仪举行，浩浩****，在国家层面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体魄。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王朝活力与自我激励的象征。木兰秋狝追怀一个彪悍民族笑傲世界的无畏精神，而东巡谒陵展示的则是满族的祖宗荣誉感和大清王朝的自我认同。作为盛世之君，康、乾是非常注重这两项活动的。

先说“木兰秋狝”。康熙二十年（1681年），“木兰秋狝”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被固定下来，形成代代相承的国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体力行，乾隆帝也对秋狝大典重视有加，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秋狝次数竟达四十次之多！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练，也是帝国精气神旺盛的重要表征。但是盛世的荣耀往往是衰世的尴尬。嘉庆皇帝画虎类猫，气喘吁吁，在祖宗留下的国之大典上经常力不从心，洋相尽出，无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举行“木兰秋狝”11次，即嘉庆七年（1802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次数不可谓不多，但几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泞艰难，首鼠两端，就像这个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样，跌跌撞撞，险象环生，令人唏嘘不已。

嘉庆七年是嘉庆帝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的年头。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终却只拥有一个伤感的结果。因为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嘉庆皇帝发现，野兽稀少，特别是“鹿只甚少”，以至于无法行围。事实上这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管理围场的大臣庆杰、阿尔塔锡等人由于长期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第一次秋狝的流产似乎是嘉庆王朝不祥的开篇，嘉庆皇帝很难想象在康乾盛世会有此类事件发生。因为从表面上看，野兽稀少是个小问题，其实质却是王朝精气神的流失——这个王朝不谙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擞精神时却再找不到可以擒获的猎物。没有了猎物的猎人还是猎人吗？嘉庆估计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的。

嘉庆帝在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前曾经发表过**洋溢的讲话。他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他还说，“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但是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只有“声泪俱下”四个字。

嘉庆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狝依旧受困于野兽稀少的问题。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有“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造成的，“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惊窜远飙，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所以“鹿只日见其少”，但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嘉庆由此将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并且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以来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来查议，过关，还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和强调了相关的管理章程。这差不多可以称之为一个王朝的亡羊补牢，也许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聊胜于无。嘉庆为了早日恢复秋狝大典的尊严，甚至出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定——将鹿只的增多与管理官员的奖励联系在一起。他试图通过奖罚手段快速达到目的。

但是，目的还是没有达到。接下来，嘉庆惊骇地发现，他的每一次秋狝行动都能发现帝国的新问题。这其中不仅有管理问题，还有疲软问题，擅离职守问题以及制度弊端，等等。嘉庆十一年（1806年）木兰秋狝，竟然发生了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由围场外前往看热闹的咄咄怪事。木兰秋狝，堪称一场军事行动，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管理大臣们却毫无安全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疏懒不堪”的现状。同样是在这次秋狝过程中，嘉庆还发现了官兵倒卖官配马匹的现象，其目的只为中饱私囊，此举导致很多官兵围猎时无马可骑，只能跟在皇帝后面瞎跑。这个现象细究起来虽然是制度弊端，但实在有失皇家尊严，可嘉庆皇帝除了申斥了事外，也别无他法可想。

再接下来的几次秋狝也是狼狈不堪，甚至称得上惨不忍睹。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帝秋狝木兰，围内竟只有10余头鹿只留存，行围时又只剩下3头，并且都跑至围外，令他徒呼奈何。

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于围内雨水较多，道路难行，嘉庆帝的木兰秋狝大典只得暂停。

嘉庆十五年（1810年）八月，嘉庆再次举行木兰秋狝。可围内野兽稀少的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木兰秋狝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边嘉庆帝在行围，另一边正红旗马甲恭纳春领着贼人在盗伐场木，完全无视天子的尊严。

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木兰秋狝纯粹是败兴之举，嘉庆帝来到围内，野兽依旧稀少，问题依然如故。回銮过程中，京师又发生了天理教徒围攻皇宫的事件，嘉庆帝惊吓之余很是惆怅不已。

此后的木兰秋狝不是因故暂停，就是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王朝的磕磕绊绊已是显而易见了。嘉庆帝也不再**满怀，而是沉默是金，默然地将这祖宗留下的仪式行仪如故。在这里，木兰秋狝的盛世意义被完全抽离，只剩下干枯的形式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聊以象征一个王朝的威严还在断续存在。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