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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3页）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墙壁似乎经受不住屋里人群的拥挤。外面是冰天雪地，门口的两棵杉树上挂满了白雪和冰凌。而在大厅里，炉子里的热气和党组织派来参加追悼会的六百个人的呼吸让人觉得窒息。

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交头接耳。沉痛的悲伤让大家不愿讲话，只有偶尔低声交谈几句。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难过和焦虑，他们好像是在风暴中失去了舵手的船员。

党委成员默默地来到主席台上就座。身材魁梧的西罗坚科小心翼翼地拿起铃铛，轻轻地敲了一下，就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因为大厅里本来就已经安静得令人压抑。

念完悼词之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站起来要宣布一件事。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大家并未对此感到意外。

他说：“有一批工人要求在这次大会上考虑一下他们的入党申请。这份申请书上写着三十七个人的签名。”然后他开始宣读申请书：

尊敬的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伟大领袖的去世召唤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我们请求在本次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审查并接受我们加入以列宁同志为核心的俄国共产党。

这份简短的申请书底下写着两列签名，西罗坚科大声地念着。每念完一个名字，他都会停顿几秒，好让大家记住他们。“斯坦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波伦托夫斯基，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大厅里充斥着附和的声音。“阿尔焦姆·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工龄十七年。”“扎哈尔·菲利波维奇·布鲁扎克，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大家听着这些响亮的名字，纷纷开始讨论他们的故事。

当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波伦托夫斯基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里一下子安静了。

这位年迈的火车司机开始讲述自己的过往。他难掩内心的激动：“同志们，我要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工人以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像奴隶一样劳碌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身无分文，像个臭要饭的。我承认，革命爆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养家糊口的老头子，和我们的党没什么交集。虽然我没做过帮助敌人的事情，但我自己也没参加过什么斗争。一九零五年，我是华沙铁路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我曾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斗争。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也充满斗志。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列宁的去世让我难过。这位平易近人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从此离我们远去了。我这个老头子总爱说一些老掉牙的话。我不怎么会讲话，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最后表个态：我会永远追随布尔什维克，红心向党永不变！”

满头白发的火车司机点了点头，坚定地注视着会场中的每一个人，等待最后的投票结果。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弃权，在这场非党员也可以参加的投票中，波伦托夫斯基的入党申请获得了全票通过。

当他离开主席台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台下的每个人都在期待下一位申请人的演讲。在波伦托夫斯基刚才等待上台的地方，大块头阿尔焦姆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有些局促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样安置自己的一双手。为了缓解尴尬，他只能时不时地挠一下头上的皮帽子。阿尔焦姆外面穿着一件羊皮夹克，从敞开的地方能看到这件夹克的边缘磨损得很严重，但是里面灰色军装的领子上扣着两颗铜纽扣，这倒让他看上去十分得体。他看向人群，在缝纫工厂的工人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是石匠的女儿加利娅。她也在看着阿尔焦姆。两人对视的时候，加利娅对他笑了一下，笑容里包含着宽恕，也带有一丝赞同。除此之外，阿尔焦姆还看出来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东西。

“说说你的情况吧，阿尔焦姆！”西罗坚科说道。阿尔焦姆知道自己需要开始演讲，但是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一点儿也不习惯站在大家面前讲话。他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他艰难地拼凑着词句，紧张的情绪让他更加难以表达。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即将迈出这一步，走出阴霾，走向阳光。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阿尔焦姆开始发言。会场里一片寂静，六百个听众热切地聆听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鹰钩鼻子、浓眉大眼的工人发言。“我的母亲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做佣人。我对于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他和母亲相处得并不融洽。他总是酗酒，所以照顾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养活这么多孩子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她总是从早忙到晚。每个月她只能赚四个卢布和一点吃的。我很幸运，上了两年学，他们教会了我读书写字。但是当我九岁的时候，母亲不得不把我送到一家修理厂当学徒。我在那里干了三年，但除了能填饱肚子，我没有得到一分工钱。

“修理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名叫福斯特。他一开始并不想收留我，因为我年纪太小。但我个子比较高，因此母亲往上虚报了几岁。可惜那三年我没学到什么手艺，只是做一些零工，有时还要替那个德国人买酒，他总是喝得烂醉。

“他也会让我干些劈柴烧水的工作，而他老婆干脆把我当成了小奴隶，让我给她削土豆、刷锅。她也会把对丈夫的怨气撒到我头上，因此我经常挨揍，有时候仅仅因为我没有讨好她。有时我会逃到大街上，但是我又能去哪里呢？谁又能帮助我呢？我的母亲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她工作的地方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在修理厂的时候，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德国人的弟弟负责那里的工作，这个混蛋总是喜欢捉弄我。他会指着锻造炉旁边的角落对我说：'过来，小子，把那边的洗衣机搬过来。'等我跑过去，把手放在洗衣机上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大叫。这东西才刚刚从锻造炉里拿出来，虽然看上去是黑色的，但是用手一碰就直接能烫掉一块皮。我疼得大喊大叫，他却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就跑到了母亲那里。母亲也没有办法，所以她又哭着把我带回到德国人那里。第三年，他们教了我一点贸易的知识，可惜对我的殴打仍在继续。于是我又逃走了，这次我逃到了新康斯坦丁诺夫。我在那里的一家香肠工厂找到了工作。可惜那一年半的时间，我一直都在洗肠子。后来，那家厂子的老板因为赌博输掉了家当，一分钱没付给我们就人间蒸发了。之后我就离开了那里，坐火车来到了日梅林卡继续找工作。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铁路工人。他觉得我很可怜，知道我懂一点修理技术之后，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板。他说我是他的侄子，想让老板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他们看着我的个头，觉得我大概十七岁了，于是安排我给钳工打下手。至于我现在的工作，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年。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汗，深吸了一口气。他还没有说到最关键的部分，这也是最难开口的地方。但他必须要说，不然等别人主动问起，他就会变得十分被动。阿尔焦姆皱了皱眉，继续讲他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想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之前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呢？我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直到今天才选择加入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我之前错过了这样的机会。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当时在和德国人做斗争，朱赫来多次要求我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可我直到两年之后才真正拿起步枪参与到斗争当中来。后来斗争胜利了，我们把白卫军赶回了黑海。再后来我就回到家里，娶妻生子。之后我就被家庭生活给束缚住了。但是现在我们敬爱的列宁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发出了号召。回顾我自己的生活，我看到了自己欠缺的地方。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以列宁同志为核心，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苏维埃的力量就会像山峰一样高不可攀，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我们必须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部分，我们的党属于我们每个人，对吗？”

就这样，阿尔焦姆简单而又真诚地结束了他的演讲。他并不擅长这样讲话，因此他的内心感到十分羞愧。不过，现在已经讲完了，阿尔焦姆感到肩膀上的重担完全消失了。他重新挺起胸膛，等待大家的发问。“有人要提问吗?”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听众们开始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人回应主席的问题。随后，一个满脸煤灰的锅炉工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在座的有谁不认识他吗？赶紧投他就完事了！”

铁匠吉利亚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用沙哑的声音喊道：“这位同志错不了！他绝对不会偏离布尔什维克的轨道！西罗坚科，让我们投票吧！”

后排有个看不清是谁的人站起来说道：“让阿尔焦姆同志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做一名农民？以及他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是否会影响到他走无产阶级的道路？”

大厅里传来几个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声音最大：“不要说漂亮话，说点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但是阿尔焦姆已经开始回答了：“没关系，同志！刚才那个小伙子说得对，我的确是农民的身份，但是我从来没有违背过工人阶级的良心。总之，从今天起，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不然，种地的事情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看到眼前举手投票的听众，阿尔焦姆感到一阵紧张。调整了一下心态后，他昂首挺胸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身后西罗坚科的声音宣布道：“全票通过。”

扎哈尔·布鲁扎克是第三个演讲人，他曾是第一位演讲人——波伦托夫斯基的副手。扎哈尔总是沉默寡言，他也是一位老火车司机。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艰辛的过去，在说到现在的生活时，他压低声音，但依然铿锵有力地说道：“我要完成我的孩子谢廖沙的遗愿，继续为了这项事业而奋斗。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父亲沉湎于悲伤之中。我会记住他是为了什么才牺牲的。我之前一直没能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但现在我们伟大领袖的去世让我真正睁开了双眼。请不要问我过去的事情，从今天起，我们的生活将会重新开始。”

对于新党员的审查一直持续到晚上。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大家都熟悉的，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劣迹的人才获得了党员的身份。

列宁的去世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走了，但是党的队伍却没有动摇。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不会因为被砍断了树梢而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