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信。信上说,他要结婚了,让保尔务必赶回来参加婚礼。
一阵风刮过,带走了保尔手中的信。他没法去参加婚礼。工程紧急,他怎么能随便离开?昨天,潘克拉托夫的进度已经超过了保尔的队伍。他们一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前冲刺,眼看就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潘克拉托夫一改往常的淡定,不停地指挥着手下的队员们,以一种疯狂的节奏奋力冲刺着。
帕托什金看着这些一声不吭、埋头苦干的工人,不禁感叹道:“他们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他们的力气到底从哪儿来的?不出意外的话,再有八天就能铺到伐木场了。我算是开眼了,这奇迹啊,还真就是人造出来的。”
克拉维切克又从镇上带回了他烤的面包。他和托卡列夫聊了一会儿就去找保尔了。两个人热情地握了手。然后,克拉维切克笑着从包里掏出一件瑞典造的短款皮衣。
“给你的!”他把皮衣递给保尔,“猜猜是谁送的?猜不出来?你这蠢蛋,这是丽达同志送给你的。这本来是奥尔辛斯基送给她的,她担心你感冒,就托我把这皮衣捎给你。阿基姆跟丽达提过,说你穿着一件单衣在大雪天干活。奥尔辛斯基一听要转送给你,他赶紧跟丽达说:'我可以给这位同志准备一件军大衣。'不过丽达笑着告诉他:'没事,保尔穿这件正好。'”
保尔惊讶地接过这件精美的皮衣。他犹豫了一会儿,随后将皮衣套到了自己冰凉的身上,皮毛的温度瞬间传到了他的肩膀和前胸。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最近,暴风雪一直都没有停过。博亚尔卡的同志眼看就要成功了,结果这天气又要让他们延期了。听说那边的雪已经到脖子那么深了,冻土也不好挖。虽然只剩下最后七百多米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那边爆发了伤寒疫情。
三个同志已经病倒了。
12月22日
省团委召开了全体大会,但是博亚尔卡那边一个代表都没来。在距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土匪们又对铁轨进行了破坏,一辆运粮的列车因此而出轨。粮食委员会的代表命令所有的筑路工人前往事发地点。
又有七个同志因感染伤寒要返回镇上医治,奥库涅夫也是其中之一。我在车站看到哈尔科夫过来的列车上运来了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也特别冷。这该死的大雪,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12月24日
刚刚和朱赫来见了面。他已经确认了消息,就在昨晚,奥利克匪帮袭击了博亚尔卡,双方交火持续两个小时。所有的通信都被切断了,朱赫来直到早晨才知道详细的情况。匪徒们被击退了,但是托卡列夫却负了伤,子弹贯穿了他的胸膛。他今天会被接回来进行治疗。克拉维切克牺牲了。昨天晚上他负责守夜,一看到匪徒他就赶紧发出警报,并开枪射击。但可惜,他还没退回到学校就被匪徒给砍倒了。一共有十一名同志受伤。现在那里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个骑兵中队守着。
潘克拉托夫接替托卡列夫担任工程总指挥这一职务。普兹列夫斯基的部队在格鲁博基村发现了部分土匪的踪迹,并将他们尽数歼灭。一些非党团的工人没有等火车来接,而是沿着铁轨徒步回到镇上。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被送进了医院。其他人都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托卡列夫依然昏迷不醒,医生承诺会尽全力救活他。
博亚尔卡给省党委和我们都发了电报。他们说:“为了抵抗土匪的袭击,所有的筑路工人会坚守阵地。我们所有人,包括苏维埃力量号装甲列车上的同志们,以及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们在大会上郑重承诺:即使是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一定保证在元旦之前把木柴给运回去!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保尔·柯察金,大会书记贝尔金。”
我们按军事葬礼的规制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胜利就在眼前,可伤寒病却拖慢了施工队的进度,因为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因为染病而无法工作。
一天,保尔在返回驻地的路上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的两条腿完全不听使唤,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这几天保尔一直都在发烧,只不过今天的症状突然变严重了。
伤寒病成了施工队的头号敌人,不断有人因为染病而无法劳动。今天,就连保尔也抗不住了。其实早在五天前他就开始发烧了,只不过他依靠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意志力,一次次从水泥地上的草堆里站起来,加入施工的行列。但今天不一样,疫病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身体,即便穿着丽达和朱赫来送的皮衣和皮靴也无济于事。
每走一步,保尔都感觉胸口传来阵阵疼痛。他的牙齿冻得直打颤,眼前的事物也变得模糊不清,就连笔直的树在他看来也扭曲成了诡异的形状。
保尔强撑着身体走回了车站。一阵喧哗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脚步,透过模糊的视线,他看到前面停着一辆和站台一样长的平板车。大家正在从上面卸货,有窄轨火车头,有铁轨,还有枕木。又走了两步,保尔突然失去平衡,倒在地上。他能感受到脑袋撞在地上的疼痛,但是冰冷的雪贴在脸上又让他感到一阵凉爽。
阿廖沙·科汉斯基和保尔是老乡,因此,杜巴瓦和潘克拉托夫决定让他负责把生命垂危的保尔送回家。列车上早已人满为患,多亏了保尔手下的队员,尤其是霍利亚瓦,杜巴瓦和潘克拉托夫才把阿廖沙和保尔送上车。车上的乘客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纷纷站出来抗议,并且警告工人们,他们会在发车之后把保尔扔下车。
霍利亚瓦掏出手枪指着乘客喊道:“他得的不是传染病!就算把你们都撵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群混蛋,谁敢碰他一根汗毛,我就让沿线的肃反委员会把你们通通抓进监狱。”霍利亚瓦又说,“阿廖沙,你拿着保尔的毛瑟枪,谁敢造次你就直接毙了他!”
列车启动,缓缓离开了车站。荒凉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旁边问道:“你觉得保尔能挺过去吗?”杜巴瓦沉默不语。潘克拉托夫又说:“走吧,杜巴瓦,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我们得连夜把所有的火车头都卸下来,明天早晨就要试车了。”
霍利亚瓦给沿线所有他认识的肃反委员会朋友打了电话,敦促他们保证保尔在车上的安全。确保万无一失之后,霍利亚瓦才放心地躺下睡觉。
列车停在了沿线的一处枢纽站,一具金发男青年的尸体被车上的人抬到了站台上。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的死因。车站的肃反委员会成员想起来霍利亚瓦的请求,赶紧跑过来查看怎么回事,可惜这个小伙子已经死了,他们只好把尸体搬到了停尸房。随后,他们赶紧打电话通知霍利亚瓦,告诉他,他关心的这位朋友已经死了。
博亚尔卡给省团委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通知了他们保尔的死讯。
但与此同时,阿廖沙已经护送保尔回到了家里。他自己也发烧病倒了。
1月9日
为什么我的内心这么痛苦?落笔的前一秒我还在哭泣。谁能相信坚强如丽达也会悲伤流泪呢?难道流泪就代表一个人不够坚强吗?我落泪是因为我今天非常难过。可我为什么会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流泪呢?我们克服了令人恐惧的严寒,所有的车站都摞满了柴火。市苏维埃为了嘉奖筑路英雄,在今天召开了扩大会议,我也刚从这个庆典上回来。我们胜利了,但两名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翻开这本日记。明天我就给哈尔科夫写信,同意调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