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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1页）

第四章1966年至1976年

1966年7月，我应该初中毕业。

5月，“**”开始。

当年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毕业生，皆被延迟毕业，必须“留校闹革命”。

学校传达了一份“中央文革小组”下发的文件，规定：每一名学生能否毕业、升学、分配工作，当视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论……

如此这般地被延迟毕业，关乎全中国所有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人生和命运走向，自然无漠视不睬者。

哈尔滨毕竟不是北京，比之于北京的“文革”步骤总是慢一拍。当哈尔滨的学生和青年们还在紧跟北京的学生们“破四旧”时，北京已遍地红卫兵和“红色造反团”了；当哈尔滨的学生们也要求各学校批准成立红卫兵组织时，北京的红卫兵们已夺取了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领导权，并将往日的校领导宣布为“走资派”，批斗成风了；当哈尔滨的红卫兵们辩论那样对不对时，北京红卫兵已开始将批斗的方向从学校转向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并敢于冲击许多中央领导们住的深宅大院了……

当年的交通尚欠发达，一般人不敢想坐飞机的事，而从北京到哈尔滨的最快的一次列车也要十八个小时多，慢车二十几个小时。当年的世界不是“平”的，中国同样也不是“平”的——发生在北京的事，如果报上没报道，收音机没广播，哈尔滨人就只能通过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才知道。即使报上报道了，收音机广播了，首先也还是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市，订报和有收音机的人家仍不超过几百分之一。所以，我这种家住市边儿的学生，只能从大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市里发生了什么事、又发生了什么事——同院邻居有几位叔叔在市里上班，谈到市里发生的事时——批斗了什么人；抄了什么人的家；什么人被罢官了；什么人在被批斗时挨打了；什么人揭发了什么人什么问题……每每显出困惑和忧虑——这样下去中国不就大乱了吗？

肯定是为了解惑和去忧，我在学校与全校同学集体听到了一篇社论，中心思想是——乱得好！乱了敌人的阵营，锻炼了革命学生、青年、工农兵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敌人才怕乱……

那时我已经是红卫兵了，仍几乎天天到学校去。我是工人的儿子，同学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已有几个红卫兵组织了。

二十九中是一所总体稳定的中学，虽然也对老师们进行过批判，但打老师的事仅发生过二三次；一名男生打了一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两记耳光，这名男生是我们班的，与我们几名关系亲密的男同学都处得很好。因为那一件事，我们几天不跟他说话，直至他保证再也不了。

还有一次，在许多同学参加的批判会上，有一名是红卫兵的男生，乱剪几位女老师的头发，并往她们脸上泼墨水——那种做法，是他从别处学来的，但也与他个人以往的品行有关。他曾被认为道德素质不良——主要指平时对女生屡有不当言行，却也从没出格。但三位分别教政治、俄语和语文的年轻女老师，上课时往往目光都不望向他一次。

当时台下许多同学齐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喊声居然具有威慑性，那名男生悻悻地离开了会场，再没出现。

有几名女生，包括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立即走上会台，簇拥着三位女老师离去了。她们在卫生间安慰老师们，帮她们洗脸，借衣服给她们换。

我们几名关系亲密的男同学，皆认为那名凌辱老师的男生是出于报复，品行极其可耻。

我们班的男生，家长大抵是“闯关东”的农民，以山东人为多。又大抵是底层劳动者，收入低微，多是文盲。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将日子逐渐过得好点儿。一怕失去工作，二怕被别人“戳脊梁骨”——就是背后进行的负面议论。他们自己是相当看重名声的，因为已是底层人了，名声再坏了，家门被人侧目指点，绕行而过了，又都绝对搬不起家，那样的日子还有过好起来的希望吗？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他们做人都有起码的底线——与政治无关的底线，民间评价一个人怎样的底线。那一种底线，百代千年其实不曾变过；某一时期，似乎因为世道变了，也变了。但变是表面现象，逐渐地又能回归原本——底层靠那一种底线而互不嫌恶，形成帮扶关系；而帮扶是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也需要的。所以，若儿女们的行为使他们被“戳脊梁骨”了，名声受损了，父亲们是会大为光火的，母亲们是会无颜出门的。那样一些家长，较能承认儿女聪明不聪明是天生的，儿女学习不好往往认了——却很难面对儿女品行不良的事实，认为是自己做父母的最大的失败。

在可曰为品行不良的诸条中，辱师欺老是极其恶劣的表现，仅次于抢、偷、骗、奸。

与我要好的几名男同学的父母，我都很熟悉，像我的父母一样——父亲们经常沉默寡言，眼里总是有活，下了班也闲不住。左邻右舍谁家摊上了不好的事，即使以往关系处得一般，也还是会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遵循“那种时候哪能看别人家热闹”的原则。而母亲们，如今回忆起来，都善良得像嬷嬷似的。

“闯关东”并在城市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往细处想，肯定是个艰辛过程。家长们的性格原先也肯定是各不相同的，极少数人以霸悍强势为落足之道，多数人强势不起来，更霸悍不起来，于是本能地选择和为贵、善为本的做人之道。又于是，使他们个性少了，共性多了。

或许有人会问——照你说来，当年红卫兵们干下的那些恶事，都是谁家孩子所为呢？

这我是回答不了的，我没调研过，而且也非一个人就能调研出翔实结果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以假“革命”之名义行凶作恶的事例，估计也是不少的吧？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观点，即以“阶级斗争”“阶级憎恨”为圭臬的意识形态越是鞭长莫及甚或忽略的人家、群体、阶层，其悠久的、比较深入人心的民间意识形态的正能量，越可能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主流。平时没什么表现，邻里争吵、泼妇骂街、不是光棍耍光棍、不是二杆子装二杆子的事，往往也非鲜见鲜闻之事。但不寻常的时候，民间意识形态的正能量反而就发生作用了。

我进一步要表达的观点是——中国这个国家，真的要感激曾被批判为“旧思想”“旧道德”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尽管一些中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一心想要将其彻底铲除，但它的根深入民间、深入民心百代千年了，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

如果当年的许多儿女并未受自己好父亲、好母亲言传身教的好影响；如果从城市到农村，当年的每一个儿女都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俘虏，都成了被个人崇拜之意识形态彻底洗脑的狂热徒、狂暴徒——那么中国大地上的暴行和惨事肯定更多了。

再进一步分析，我的父母以及我许多同学们的父母，不过是些家庭妇女和苦力工、平板车夫、小饭店的厨师、小作坊的裁缝、地处城市边边角角大集体性质的半倒闭未倒闭的微小工厂的工人；一言以蔽之，是与产业工人的政治概念、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些次等级工人；不论政治这样还是那样，都从未沾过政治的什么光，也自知沾不上政治的什么光。政治运动从不特别需要依靠他们；他们也从不特别来劲地依附政治，想依附也依附不上。于是他们对一切政治运动的态度是能不被搅和进去就不搅和进去，能躲远点儿就躲远点儿。又于是，他们的头脑反而容易保留住原先固有的关于做人的民间意识，而这会影响儿女。也可以说，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正能量的微粒，通过细长的须根起了作用。

当年，即使在大工厂里，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工人与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的政治表现也不一样。

中老年工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大抵是——政治立场加民间原则的表现；而青年工人们的表现则是——只讲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政治立场，对民间原则不屑一顾，或根本不知除了政治立场，还有民间原则。

那样的表现，自然就很激进。

并且，激进的表现，完全有可能带来比争先恐后地涨了一级工资大得多的利益。

狂热也罢，狂暴也罢，掰开了搓碎了细看，绝不仅仅是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文化现象、社会心理学现象、利益现象。

将城市的“文革”现象与农村的“文革”现象对比一下，也能看出些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利益现象的区别。

在城市，在任何机关、单位、学校和工厂，一个活着的曾经的资本家是少有的。能成为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前起码是中年人了，按年龄推算，差不多都该是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的人了。故城市里的“革命”对象，主要是各级“走资派”“技术或艺术权威”“黑线分子”“清查重点”人物等。

在农村，则主要是地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