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2页）

村干部虽然也会被“革命”，却断不会被视为死敌。

但老地主即使终日猫在家里，也还是存在于村里。

他们一向被政治意识形态宣布为农民的死敌，文艺在此点上加深了农民们的记忆。“走资派”有被重新起用甚至重用的机会；“技术或艺术权威”今后还要统战、团结；站错了队的“黑线分子”可以再次站队；“清查重点”可能最终还了清白……

大多数城里人都懂的。

但在农村，地主除了是农民的死敌，不可能还是另外任何一种人——他们绝不会被统战、团结；他们绝没有什么第二次站队的机会；他们是地主也绝不需要再“清查”。

他们只能是宿敌。

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远早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前者有从古代至近代的积累，在土地革命时期，互相危害深重；而后者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近代以来历史上记录的急促的一笔，像乒乓球台上获胜的一方发出的一个短平快的抽球，且一抽定胜负。

并且，在中国，就人数而言，资本家单独够不上一个阶级，仅是社会学上的“符号”。而地主不同，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在百代千年的历史中，有过众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想否认他们是一个阶级都不可能。

故所以然，“文革”中，农民对地主的再次“革命”，竟有超过于城里的暴力现象，必然殃及地主家庭的所有成员。而实际上，地主人家早已在过着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对并无实际危害的他们，实行暴力性的再次“革命”，缘于先入为主的有罪推断——他们时刻妄想变天。

1964年前后，曾有一部旨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教导的话剧《刘文学》在全国巡演，内容是——农村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四十几岁的老地主在队里的辣椒地里偷摘，欲将其揪到队里去。老地主将已摘下的几个辣椒全给了他，求他放自己一马。刘文学当然不肯，结果被掐死……

与其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莫如说是不该发生的悲剧——但这是确实发生的真事。

试想，如果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看了此剧，面对本村的一个老地主，认为他表面看上去的老实是伪装的貌似的无害，实则极其危险而可恨，于是发起主动性的暴力攻击；老地主越显得软弱无辜，越发惹恼对方，于是遭到越暴力的攻击……是不是也不出人意料？

归根到底，人类需要文化、文学、文艺，不是为了将恨代代相传下去，而是为了探讨消除恨心的可能性和有说服力的理由。并且，将此种对人类的进化有益的事以更多种方式进行下去……

在1966年的六七月份，在哈尔滨，小人书铺全都关门上锁了，铺主们怕他们的小人书被红卫兵烧了。有一处小人书铺的小人书确实被烧了；租小人书的大爷胆小，见一伙红卫兵远远奔来，逃之夭夭。另一处小人书铺的铺主却不胆小怕事，老婆孩子全家齐上，都手操家伙，为了保卫财产不受损失，要玩命。去小人书铺表现革命行动的只不过是没名气的中学的红卫兵，有名气的中学的红卫兵和是中专生、高中生、大学生的红卫兵才不屑于干那事。而允许开小人书铺的人家，或有红色家庭背景，如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人家、已故劳模人家——当年那是种照顾。人家一亮家庭底牌，些个半精不傻的红卫兵知道不好惹，悻悻而退了。

全市到处都乱起来了，一切被认为该砸该毁的也都砸了毁了。有些地方，造反派已经开始因谁更有资格夺权而打起了派仗——在乱局已成、乱象丛生的情况下，一种电影放映现象应运而生，曰：“为了批判！”

这是任谁都得配合的硬理由。若不配合，什么意思？

不少机关、单位、院校、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带着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当年造反派组织的印章都不小，小的也比得上如今局级单位的印章了；还带着造反派袖标，带着一彪人马，去到省、市电影发行公司、资料室借片。

除了没有，有就必定借得出来。

某时一部电影两三个造反派组织同时借，就互相协商，按先后顺序跑片。而谁若知道放映地点，约上数人，戴红卫兵或造反派袖标——必须的，此政治身份证明也；或认识放片单位的人，沾光蹭看一场电影是很容易的。场场爆满，站立者多。

我在那一时期蹭看了如下电影：

《秋翁遇仙记》《画中人》《追鱼》《宋景诗》《武训传》《清宫秘史》《怒潮》《洪湖赤卫队》《风暴》《不拘小节的人》《新局长到来之前》……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柯楚别依》《夏伯阳》《运虎记》……

老花农秋翁的牡丹园中，牡丹按季盛开。朝廷凶官恶吏命秋翁皆砍之，秋翁爱花如命，抗旨。结果入狱，惨遭毒打，宁死不从。官府只得派衙役闯入花园，大肆破坏。恶举激怒了牡丹仙子，以神术予以惩罚——这是《秋翁遇仙记》。

放映时，有人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随后呼声稀弱，人们看得都很投入，也因第二句口号字数多。

《宋景诗》的“问题”在于，这位起义军首领，为了免于部下做无谓牺牲，向清廷妥协——有歌颂投降主义的意图，尽管那是史实。

《武训传》的“问题”在于——虽然武训这一位晚清的乡下叫花子以筹资兴办义学而成名，南方某些乡下为其建庙塑像，但鲁迅针对康有为、梁启超对他的功德的肯定，是讥嘲过他的。武训本无任何筹资能力，惯用之法是苦肉计，在影片中的台词是：“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为了从富户筹得义款，每每于朱门高阶之下，一跪便是两三天，酷暑严寒、风雨交加而不去。演员赵丹将一个叫花子的“教育强民强国”的梦想演绎得细致入微，看得人一阵阵心酸、心疼。既为武训，也为中国。尽管片中加入了农民起义的片段，但不自觉歌颂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而将艺术兴趣转向历史边边角角的“庸俗人物”身上，为文艺界带了一个坏头——这一罪名还是坐实了。

《清宫秘史》的主角是光绪、珍妃。——光绪主张改良，珍妃支持；慈禧恨光绪的“糊涂”，尤恨珍妃竟敢涉政，于是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仓皇脱离之前，下旨处死了珍妃。

这一段宫廷历史，即使今天看来，也与“爱国”“卖国”之论点不切。

“文革”前，报上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是同时批的，且加“编者按”，用语严厉。关于《清宫秘史》，指出是卖国主义的影片。

至于《怒潮》《洪湖赤卫队》《风暴》，罪名分别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替贺龙和刘少奇树碑立传——盖因《怒潮》中主人公的早期革命经历，与彭德怀的早期革命经历相似；而贺龙开创了洪湖革命根据地；《风暴》歌颂的虽是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烈士，但刘少奇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创始者之一。

《怒潮》有一段插曲当年深受爱唱歌的青年喜爱，便是《送别》：

……

送君送到江水边，

知心话儿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