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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3页）

风里浪里你行船，

我持梭镖望君还。

“文革”中有漫画对此歌词进行解读——刘少奇手持梭镖伫立河边挥手，船上的彭德怀一脸凝重。

而《洪湖赤卫队》为歌剧片，脍炙人口的歌曲数段，曾尤为流行。其中“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句，**气回肠，有“革命气概高如天”的冲击力。

当然，“文革”十年中，这些皆为禁歌。私下唱必受批判，公开唱定会判刑。

《不拘小节的人》讽刺一位文学作家，缺乏在公共场合的公德意识，屡出洋相；《新局长到来之前》，则如官场浮世绘——讽刺官场阿谀之风。

至于《第四十一个》，在中国，在当年，我这一代许多人只知其有，看过的人少之又少——属于斯大林死后的“解冻”电影。中国当时进口此片，乃为配合“九评”，意在让中国的干部们了解——看，斯大林一死，苏联的电影都弄出了什么鸟东西！其内容是——战争时期，苏军女兵奉命押解一名金发碧眼的白卫军中尉前往苏军一处指挥部受审，过海湾时遇风浪，船翻，女兵与俘虏漂于一岛，日久天长，一切为了生存的共同经历，使二人渐不敌视，又渐生爱的火花。忽一日，轮船出现，却是德军的。俘虏欲说服女兵跟自己走，遭拒。于是独自向轮船跑去，女兵举枪，瞄准，击毙了第四十一个敌人。最后的画面似乎是女兵的脸部特写，缓缓淌下了爱的泪……

《运虎记》是一部轻喜剧片，拍于美苏领导互访之后——一艘苏联货轮上载了一个大铁笼子和小铁笼子。大的关一只虎，小的关一只黑猩猩。黑猩猩淘气，放出了虎，于是船上大乱。但老虎若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与人相处才能不挨饿；而人在抛给它食物时，也积累了与之同船共处的经验——很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我看以上电影时，有人手持话筒从旁念批判稿，至今记忆犹新，关于《运虎记》的批判是——船指地球；虎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食物指外交外贸策略。“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也有真老虎吃人不改的本性。只能坚决消灭，绝不能心存共处于地球的幻想。”

然实际的批判效果并不好，人们看时该笑则笑。

至于《柯楚别依》《夏伯阳》，是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革命将领的传记片。两部影片中，《夏伯阳》更好看，他那种绿林好汉般的战斗英姿，迷倒了不少男青年。“文革”前，两部影片在中国公映过，都没什么值得中国人批判的，也免费放映，肯定仅仅是为了白看电影。白看嘛，只要是大多数人没看过的，放什么都值得看呀。

后来，上头传达了一份“红头文件”，指出有些单位以批判为名，趁机放映禁片，是破坏“**”的行为。至于是否是北京下发的文件，不得而知。

此风戛然而止。

在“文革”中，某些哈尔滨人竟有机会弥补遗憾，白看了许多部此前不曾看过的中苏电影，想想也有几分喜剧色彩。

1966年8月，我被班里选为进京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十人中选一人。我被选上，不是因为造反有功，而是因为我人缘较好。

听说，四川“大三线”乱得甚凶，全家都牵挂我父亲平安与否，我一说我想从北京前往四川看望父亲，母亲欣然同意，给了我五元钱。

既然红卫兵乘列车可以免票，干吗不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母亲嘱咐我考察一下父亲所在的乐山地区是怎样的地方，若还可以，她打算率我们投奔父亲那里，实现全家大团圆。她希望，大团圆后，哥哥的病也许会彻底好了。我已是实际上的长子，完全同意母亲的预想。

因为我们一百余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是经过大民主方式选举出的进京“代表”，铁路部门很关照，居然为我们确定了一节车厢，叮嘱我们沿途停站时，不要打开前后车厢门，以防止各地的非“代表”学生涌入。

虽然，几乎全校每一位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贴过大字报，但师生们同处一节车厢时，自从是学生以后所养成的尊师的意识又起作用了，男同学应该关照女同学的常理本能般的又有所体现了。师生关系，与以往相比确乎发生了些微变化，却也就是难免的互觉尴尬而已。

到那时为止，除了前边提到的辱师现象，我们学校没再发生更严重的暴力批斗事件。针对校领导与老师们所贴的大字报，也主要是批判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鼓励白专道路”“热衷于培养白专苗子”而已。还没有哪一个或几个学生写的大字报中，出现“打倒”哪一位校领导或老师的文字。有的大字报，所涉及的虽非政治问题，却使老师们更受伤害，如某女老师经常往身上喷香水，某男老师经常到市里最高级的理发店理发，结论自然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明明都作出了结论，却非添加一行字：×××，必须回答！速速回答！！

老师们便只得予以回应——喷的不是香水，是花露水，皮肤过敏，怕蚊子叮；那处理发店离自己家最近，与理发师傅熟悉了……

于是，又招致一轮批判，使被纠缠住的老师很狼狈，斯文扫地。比起来，他（她）们反倒更欢迎上纲上线的政治化的批判，如“着力培养白专苗子”之类。

对于使老师更受伤的大字报，有许多同学是反感的，私下里也会表达，但都不会仗义执言，以大字报方式替老师鸣不平——怕惹火烧身。情形与当下中国的某些网上现象如出一辙——如果被误解甚至受到成心羞辱、贬损的某人一回应，新一轮伤害反而加剧。

在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只有一位老师没被贴过大字报——王鸣岐老师，数学教研组组长，也是我哥哥的中学班主任老师。

我还不是二十九中的学生时便认识她了，我下乡后，每年回哈尔滨探家，有两位老师我是必定看望的——一位是我中学三年的班主任，一位是王鸣岐老师。

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师。我第一次在家里见到她时，看上去她已五十多岁了，实际上可能四十几岁。我成为二十九中的学生后，她还那样——一位小个子女老师，不说话时，一脸庄肃；说起话来，却很和蔼。那时她尚未婚，属于颜值偏低的一个女子。

但她教课教得好。

如今想来，没人给她贴大字报，与以下几点有关：

她是教数学的而非教语文的；她虽是教研组长却不是班主任了；除了上课，她不再与学生们发生亲密接触；她颜值偏低的形象。这一形象，使她如同中学校园里的一位寡言少语的老阿婆，尽管她的穿着一向得体、整洁，一头灰发梳得利利落落，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气质，并不真像乡下的老阿婆。并且，她的气质总给人一种朴实无华、超凡脱俗的印象。

她是伪满时期哈尔滨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尖子生，这一点在校园中是有所流传的。却没有哪一名同学写一张大字报勒令她对那一段历史交代什么。

她有什么特殊政治背景，受到暗中保护吗？

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

她也并非一位与学生之间零感情的老师。

我感觉在我哥哥他们几名学生心目中，她似乎既是师，亦是母。他们对她的敬爱，非我日后所见所知之中学师生关系可相提并论。

顺带一笔，“文革”后期，她退休了，她的一名学生为她介绍了一位老“对象”，并且介绍成功了，便是某小学同样退休了的韩老师。有了老伴，最敬爱她的学生们认为她的晚年生活还不圆满，其中一个，又将自己聪明可爱的小侄子过继给了她——那一年，她的学生们可都三十几岁了，各自都成家立业了。如今，王鸣岐老师和老伴都已作古。她先逝的，在她的追悼会上，些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女人，悼念深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