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1页）

第四章1966年至1976年02

试想，倘若劳动之余，有书为伴，有歌可听，谁还非主动加班不可呢？我们团地处边境，连队在山区——老战士、老职工家里都不买收音机，因为收不到国内的几个台，信号也不好。

196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连的知青多了，两个男排、两个女排，外加后勤、连部的知青，共一百三十几名，由哈尔滨、北京、上海三地知青组成。我们连不是知青人数最多的连队，有的连队甚至有二百多名知青。

于是，“宣传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文艺的种子历来在青年的心里，将青春期的热血当水分，将才情当土壤，时机一到，环境一允许，必然发芽。一旦发芽，生长得很快。

到下半年，全团各连队都有“宣传队”了。

又于是，各连之间的友好演出你来我往，大大活跃了北大荒知青的文艺生活——“八一”“十一”、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日、春节；春播、夏锄、秋收季节，几乎都有演出可看。水平不是很高，也不可能多高，但毕竟有人进行文艺表演，大多数人有机会成为观众了。

到年底，团“宣传队”成立。

团“宣传队”的演出水平要高不少，因为队员都是从各连“宣传队”选拔的——一个团三四千名来自各大城市的知青，文艺方面可谓藏龙卧虎，展现才艺的平台一旦形成，文艺精英自然亮相。

我将“宣传队”用引号引了起来，乃因实际上应叫“演出队”。当年习惯上叫“宣传队”，谁一说自己的同学是“宣传队”的，别人便明白那是颜值高且有文艺细胞的知青。而谁若承认自己的对象是“宣传队”的，不论是哪一级“宣传队”的，都会使别的知青羡慕。

而我未将“精英”二字用引号引上，乃因他们中某些人确实称得上是文艺精英。有人在下乡前便是本校宣传队骨干，在城市里经过多次演出历练，演出经验已相当丰富。有人则曾是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并是出类拔萃的学生，文艺才能是主要素质，表演是专业课。若没发生“文革”，毕业了是会考入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的；毕业了是要直接分到文艺单位的。

那么，我们团“宣传队”的演出水平究竟怎样呢？

当年，也就是1969年春节，团长、政委率“宣传队”到黑河市慰问——生产建设兵团也终究是兵团，有“拥军爱民”的任务。“拥军”指地方对我们要做的；“爱民”指我们对地方要做的。

团“宣传队”一演出，令黑河市的干部群众惊艳。原定演一场，走走形式，不得已加演两场，载誉而归。

黑河市有文工团，代表全市最高文艺演出水平——不久，黑河市派了几名文工团员到我们兵团“宣传队”蹲点儿、学习。也许才艺水平是不相上下的，但兵团“宣传队”的创作水平是地方所不及的。地方条条框框多，不敢越雷池半步。相对而言，兵团的文艺知青禁忌心理少，每每有体现本身特色的新节目。

到1970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个师七十四个团，各师团都有“宣传队”了，没有“宣传队”的连已经不多了。

兵团“宣传队”似乎就是在那一年组建的。

这使黑龙江省歌舞团压力山大。他们能演的节目，兵团“宣传队”都能演。兵团“宣传队”能演的，他们却未见得能演，比如整场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据我所知，其实兵团“宣传队”只演过片段，没演过整场。有那实力，没那必要。

所以，省市文艺单位从不到兵团进行“拥军”演出，兵团“宣传队”也很低调，不到省市“慰民”演出。

兵团“宣传队”的水平又如何呢？

“文革”后，有次与知青好友们相聚，电视正播《长征组歌》，唱到《祝捷》，一句“活捉了敌酋牛师长”，皆赞。那句确实唱得好，由一句平实的男中音倏然飙至嘹亮高音，且甩了一节民歌乐观情调的花腔，有特点。座中一人忽道：“他曾是我们师宣传队的。”是否属实，我未了解过。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知青，当年返城后，确有不少进入各省市以及国家级文艺单位者。电视普及后，渐成著名文艺界人物。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兵团总部在哈尔滨举办各师文艺汇演，夏末秋初，天高云淡，凉风宜人，七个师的宣传队员着一色的无领章帽徽的草绿军装，列队向北方大厦行进，步伐整齐。恰逢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访哈，见队中男女青年个个英姿勃发、精神饱满、气质不凡，引发好奇，竟双双下车，上前询问、交谈。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文艺现象，当年可算是全中国特别例外的知青文艺现象，由以下因素形成：一、知青人数多，据言最多时达四十八万；二、实行军队编制，不易涣散，便于凝聚；三、大部分知青来自哈尔滨、天津、北京、杭州、上海几大城市，那些大城市一向是集中“出产”文艺青年的摇篮；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直属沈阳军区，而沈阳军区同其他各大军区一样，有重视文艺的传统；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当年两个知青人数最多的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存在作用关乎国家领土安全，在中南海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给予其相对不太受干涉的文艺自主权。若无后一点，其文艺现象例外不了。

兵团总司令部几乎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学习班——或在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或在各师、团部。除表演艺术学习班，还有版画班、油画班、文学创作班。十万官兵中才情斐然的人也不少，经常举办经验讲座。

放眼全国，由于没有了书籍可读，中国喜欢读书的青年对书籍的饥渴般需要之忍耐已近崩点，周恩来总理心知肚明，却也无奈，仅能做的事是下达指示重印了一百万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同杯水车薪，只得再加印一百万本。

但城里人又有电影可看了——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各进口了几部电影，加起来也就十几部吧。《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又允许放映了。后来，样板戏陆续拍成电影——在“文革”十年中，全体中国人能看到的电影也就这么多。

还有一种文艺现象值得一提——各县一度瘫痪的文化馆，似又渐有缓机。与“上山下乡”有一定关系——国务院“知青办”下达文件，要求各地重视知青们的文艺生活。条件相对好些的县，落实得快，文化馆活跃农村文艺生活的功能作用，重新发挥得顺利些。而知青中有文艺才能者，也为文化馆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当年极“左”的情况下，真能发挥作用，并且作用发挥得较好的文化馆，毕竟是不多的。若以理想化之文艺观要求，等于是站在凳子上说话——太高调了。

诚然，从始至终的“文革”十年，没打上年代烙印的文艺，是根本没有的。后来的文艺学者，据此一概否定当时的文艺，认为皆无价值，这种观点我也基本同意。

区别在于，有人以一片虚无的观点视之；而我则要求自己从一片虚无之中，发现文艺本身坚忍的存在能力，它是由许多热爱文艺的人，主要是当年的一些文艺青年体现的——那是一种戴着紧箍咒还要进行的文艺实践。交办的政治任务，拒不完成是一种罪；在有限的空间，试图进行不沾极“左”色彩的努力，搞不好更会厄运当头。但当年许多文艺青年，抓住一点点机会，努力过了。

曾有一位当年的文艺青年后来对我说：“好比吊兰，栽于盆盆罐罐中，里边尽石子，根不着地。需要时才临时喷点儿水，不需要时没人侍弄。但自己一想，它终究也是绿色植物，有益无害，那样也要活，还要尽量发挥正能量。缺少阳光，就将人们的欢迎和喜欢当阳光，真不容易。往往真寒心！”

其言也悲，其情也戚。

问：“那又图什么呢？”

答：“有什么可图的啊！热爱呗，已经爱上了，咋办呢？”

然而“样板团”，无论哪一级的“样板团”，却是香饽饽，当年各方面都享受特殊优待。以兵团“宣传队”的总体实力，整场演出任何一部样板戏都不成问题。但兵团没单独成立“样板团”，也就没有享受什么特殊优待的“宣传队”。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虽然举国震惊，但对文化、文艺界并无大的影响。好的和不好的都没有。而对于文化、文艺界的个人，又有遭殃的了。如谱了大量语录歌、诗词歌的李劫夫，因也为林彪语录谱了曲，被“打翻在地了”。由他谱曲的最普及的林彪语录歌便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能将这样的大白话谱成嘹亮易唱的歌曲，证明他确是才华横溢的人，其“折”令人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