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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3页）

也许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北影厂几次请其他单位的人到厂里现身说法，每每坐立无隙，台上悲泣，台下唏嘘。

北影厂又有招待所，天南地北要求落实政策予以平反的人，纷纷投宿。多是文艺界人士，认识北影厂同行，而北影厂同行亦乐于相助，替之走走后门，睡上保留床位。北影厂招待所价格相对便宜，不走后门很难住得上。有时，后门会走到厂长汪洋那里。当时厂里尚无宿舍分给我，允许我在招待所免费睡一个床位。在小小的厅堂，每每见文艺界老友久别重逢，手手相握，彼此泪盈眼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情形……

我曾受编导室领导所派，到文化部老招待所为一位有冤上诉的文艺界人士预订床位，在那里亦见到同样情形。当年那里也住满了上访的文艺界人士，一床难求。

然而，中国之文艺的春天，正在悄悄来临……

北影厂的筒子楼

1978年夏季，北影分给了我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单人宿舍，在筒子楼里。

那时，北京出版社已经创办了文学双月刊《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双月刊《当代》即将问世。

在粉碎“四人帮”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真的像雨后春笋般的，全国“文革”前曾有过的文学期刊，以竞赛似的速度，争先恐后复刊了。不但原有的复刊了，还催生了一批新的文学刊物。文学界的中老年编辑们，诚所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营造文学的光荣与梦想。有的人，自己的问题还没平反呢，头上戴罪的“帽子”还没去掉呢，往往前一天刚允许工作了，第二天就积极热忱地打电话、写信或亲自登门四面八方地约稿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干部们——不惟主管文化、文学与艺术的干部，而是几乎一切干部，看文化、文学与艺术界的人士，一直用两种眼光——对从延安走出来的，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属于部队培养的一批人士，是一种看“自己人”的眼光，纵使“跌跟头”了，也还有惋惜之情，有“恨铁不成钢”的痛心。而对非以上一类文艺界人士，则习惯于用看“可疑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仿佛他们骨头里就是天生“异己”的——有时对他们友善点儿，也只不过是统战意识的体现，非平等待人的理念。一来“运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划入另册没商量。对被“打倒”者，惋惜和痛心极少，更谈不上同情。于是，往往便只剩下了大快人心的态度。至于文化、文学与艺术三界中知识分子的可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可敬，他们实在是经常忽略不见的。

在1978年，一部分干部仍像从前那样无所改变。因为他们一直是干部，在“文革”中虽也受到过短时期的冲击，不久就幸运地被“结合”了，甚至被委以重任了。他们“紧跟”是必然的，但又仅仅是奉行者。他们不属于帮凶或爪牙，所以不能免他们的职，只能调动他们的工作；而那也是为他们好，以便于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以新的姿态、新的面目继续为党工作。对他们的宽容也是由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当时国家方方面面都缺少干部。他们对于彻底否定“文革”，心理上是相当矛盾的。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文革”确实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场严重的危害，但彻底否认“文革”，也意味是对他们一向的革命性打了很大的折扣。这使他们看着往日的“臭老九”们忽然精神焕发，心里老不高兴了。好在这样的干部基本都从文化、文艺界调离了，一些“解放”得快的老文艺界领导和一些老文艺家开始执掌各级文艺单位的工作，真正出现了内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从前某些文艺单位的领导也是内行，但不普遍；从前的老文艺界领导“左”起来也够人喝一壶的，但由于有了同样挨“整”的经历，对文艺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感情就发生了些变化。理解多了，包容多了，爱护也比较由衷了。他们不再一味地“唯上”，也肯于倾听文艺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想法了，甚至会站在后者的立场反映情况，代为辩护了。

正因为有了那样的干部，文学界才有了那样一批可爱可敬的中老年编辑——当时年轻编辑少之又少。前者如各期刊舵手，后者皆如奋力划船的桨手；前者也如旗语手，要经常与各航道管辖者沟通、申诉、请求允许驶过，后者负责与作者商议，共同拟定修改方案。并非所有作品的发表都大费周章，更多的时候，刊物负责人自己就敢拍板了，那时他们常说的话是“大不了不当了！”而实际上，即使哪位大官因什么作品的发表问罪了，在我记忆中，也并没撤过什么人。“触礁”的事是确实发生过的，往往力争一下，改改，便又通过了。那总体上是一个避“左”的时代，不是指碰到“左”都沉默、回避；而是指又有了一定决定权力的干部，常会暗问自己：“我是不是又犯了‘左’的毛病呢？”——避“左”是指总体的官场，形成了一种防止“左”的倾向并从自我做起的氛围。“文革”时期都吃尽了“左”的苦头，普遍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对“左”极厌极憎。而总体上的政治形态，也很希望文化的、文艺的形态先发破局之声，力挺拨乱反正。

不论怎样，当年有一批可敬的期刊的领导和编辑，适时地也是义无反顾地充当了一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助产士”、辛勤的培育者和一批作者的良师益友。

在此，我以十二分虔诚的敬意，套用当下的网络用语，给他们“点赞”！

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形成、繁荣、发展功不可没，不该没。中国文学史不仅应该记录作家和作品，也应专门用一章来记录他们的贡献——当年好作品发表了，期刊印数上去了，大抵是不发奖金的，更没有提成一说。他们的热忱是无私的，是相当纯粹地被文学的荣誉而激发的——文学的荣誉，文学期待的荣誉，编辑工作的荣誉感，在他们身上合而为一了，难分哪一点为主。

也正因为有他们，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新鲜出炉了。

“文革”结束才不久啊！

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也“横空出世”了。

至1984年，全国性的文学评奖，已如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一般，必上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了——当年，中国仅很少的人家有电视机，国产电影也不多，书籍与报刊，是青年们的精神良友。一部再版的世界名著、新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一期发表了好作品的文学期刊或报纸，都是精神需求强烈的老中青中国人迫切想要获得的。一旦得到，书会包上皮儿，报刊会标记上得到的日期，保存很久，很久。而好的文学作品，不单指小说，也包括诗、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理论或评论文章。

新时期文学至少伴随了三代中国人的成长。

文学的繁荣

可以这样说，文学之繁荣，如同新时期文艺的报春花。

这乃因为，比之于电影、戏剧，文学是无须创作者预先投入物资成本的，是纯粹的个体劳动，也不必协调合作关系，审查程序简单。主编签字，就可以下厂印刷了。

歌曲从创作到成为作品的过程虽然周期也并不长，但中国当时还没有录音带生产流水线，一首好歌尚不能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只能在舞台演唱之后，靠口口学唱而使更多的人听到。

文学期刊之所以在复刊的过程中不断有创刊，也因为经过对“反右”和“文革”两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获得工作权的文学界人士多之又多。一时安排不了那么多岗位，他们又有办刊经验和特长，于是批准一个刊号，既可解决多人的工作岗位，并且还能自己解决工资问题，同时为单位创收，一举三得。当年，三分之一的省都有了新办的文学刊物。而只要问世了，就没有亏损的情况，盈利多少的区别而已。

故也可以说，文学当年解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就业和再就业难题。

文学有了那么多园圃，作品遂成关键。

好在中国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几大作家队伍，如“复出派”，即打成过“右派”的一批；“知青派”，即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一批；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幸存派”，即本是作家苗子，但一度被十年“文革”岁月所“掩埋”，逢春沐雨，于是“生长”迅速的一批；还要加上“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古物派”老作家们和意气风发的军旅作家们——这几大作家群体，每一群体的阵容都实力可观，每一群体都处于“喷发”状态。由这几个群体所牵拉，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到农村，几乎每年都有新人出现，而他们的作品往往一出手就引起广泛关注。如当年以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而蜚声文坛的孙少山，原本是默默无闻的井下矿工；路遥当时还是农村户口，借调在《延河》编辑部；王安忆虽是最早获奖的知青一代作家，也仍在《儿童时代》当编辑……

斯时文坛已经有了“陕军”“湘军”，这个“军”那个“军”之戏说。还只是小说作家的群体，尚未包括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们；他们形成的文学景观也都多姿多彩。

但，小说以其具有的故事性，引起的注意更广泛一些，社会影响也更大一些。故所以然，不仅爱读小说的人们之目光经常被吸引，政坛的人们也倍加关注——他们没料到文学会那么“红火”“热闹”，也可以说尚不习惯，本能地担心“一放就乱”，却也怕“一收就紧”，而“紧”了会影响鼓励“思想解放”的初衷。

“文革”后的首届全国“作代会”“文代会”“科代会”“教代会”已经开过，全国正处于“思想解放”的亢奋期。在这种情况下，收紧文学限制尺度显然是与大气候相违背的，非明智之举。

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不同看法了，分歧已有征兆。

关于“伤痕文学”的分歧：“伤痕文学”这一概念，始出评论家之口，后被报刊放大，最终成为沿用至今的说法。

小说《伤痕》的作者卢新华曾是知青，发表此篇代表作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

也可以说，《伤痕》是最早引起读者广泛共鸣的“知青小说”——由曾是知青的作者创作，内容是关于知青命运的。

《伤痕》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过程并无分歧。对于新时期文学，具有发轫的意义。若评不上，倒是会引起哗然。

之后，由其而产生的概念，渐成公认。虽成公认，“伤痕文学”四字由不同人们的口中说出，含义颇为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