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4页）

“‘伤痕文学’太多了吧？如果新时期文学一直沿着‘伤痕文学’的路径走下去，会不会走偏了啊！”——此种忧虑之言，每每发自政坛。

“以文学的形式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家们的笔不应胶着于只揭示伤痕，更应写向深处，引发人们思考造成苦难的原因。”——指点迷津的看法产生于文坛自身，体现着评论家们对作家们的新希望。

北影厂的电影《泪痕》公映后，以上两种声音都多了。

发自政坛的忧虑之声，换位思考，不难理解。《伤痕》也罢，《泪痕》也罢，都会使看过的人情不自禁地想——谁之过？若想得比作品还深，“谁”就不仅是个人了。

而此种影响，不可能是政坛并不忧虑的。

评论家们的新希望，是大多数作家们所尊重的，并且作家们自己也开始如是思考。

“反思文学”的概念由此而生。

但是，连带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作家们来说，不将伤痕呈现到位，反思就难有深度；倘作品的伤痕色彩浓了，是否便又归于“伤痕文学”了？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二者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回顾当年的小说，今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无没有伤痕色彩的“反思文学”，也并无没有反思效果的“伤痕文学”；两者如眼镜的左右镜片，缺了哪一片都是不完整的眼镜。

即使到了今天，两种概念的模棱两可，在大学里也仍是说不清楚，越说越不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学生若将《天云山传奇》视为“伤痕文学”，论文指导老师就不甚同意，建议归在“反思文学”一类。而有的同学将《第十个弹孔》归在“反思文学”，有的老师也不同意，认为明明是“伤痕文学”吗！结果，学生们总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文学的文艺的概念，古今中外，多半是模棱两可的。

这里主要谈的是——“反思文学”概念一出，政坛某些人的反应由忧虑而光火了。

《泪痕》公映后，有主管文艺工作的不大不小的领导视察北影厂，与创作部门的同志座谈时坦言：“又是伤啊又是泪啊，同志们，有完没完呢？现在又一窝蜂似的反思，究竟要反思出个什么结果来呢？……”

于是，当年有理论家干脆将“伤痕文学”说成是“呻吟的文学”，将“反思文学”指斥为“居心不良的文学”。

而实际上，纵观当年的文学，一味呻吟的现象绝非主流，作家们的创作出发点，大抵都是受文学良心的支配。《天云山传奇》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年金鸡奖、百花奖评出的最佳故事片。

对于《天云山传奇》，某些干部是不高兴的——片中一位地委副书记，不但将一位深受同事喜爱的优秀青年打成了“右派”，还以威胁利诱的方式，使人家的未婚妻成了自己的妻子。

这已不仅是在思想上、路线上否定了一位干部，也在道德上对之进行了谴责。

于是当年对于电影下发了一份文件，规定凡片中将出现处级以上干部反面形象的剧本，必须上报电影管理局，等待批复方可投产。

当年的北影厂因而特有压力——北影厂啊，电影界的“龙头老大”呀，却在批判“文革”方面明显落后了——上影厂拍出了《于无声处》《牧马人》《芙蓉镇》以及《天云山传奇》，连八一厂都拍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峨眉电影制片厂拍出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都好评如潮，票房很高。

北影的《泪痕》却未达预期。

于是，决定将《冬天里的春天》搬上银幕——该片改编于李国文老师的同名长篇小说，也是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内容不涉及干部，着重写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之坚忍精神以及对正常生活不泯的期盼。借助于原著庄重的气质，扎实的内容，该片获得了好评。

此后，还有从维熙老师任编剧的作品《第十个弹孔》——一名干部子弟在“文革”中成了一桩人命案的主犯；干部由阶下囚到官复原职后，儿子却锒铛入狱了。小说结尾预示着，他将失去他唯一的儿子。他曾在战场上中枪九次，在和平年代又留下了第十个弹孔；无痕的，永难愈合的。

这不是从维熙老师最好的作品，似乎是主题先行之作——若果如此，那么，恰恰从其主题先行，证明了作家对于“文革”之危害，确实是进行了深度思考的；它是席勒式的作品。

此作品起到了当年也许连作家自己都想不到的作用，差不多为“伤痕文学”画上了休止符。

当年我遇到的青年作家之间常有这样的交谈：

“看过《第十个弹孔》了吗？”

“看过了。”

“以后，关于‘文革’的小说，不好写了。”

“是啊。都写到那份儿上了，别人还能往多深了写呢？”

“也只能写到那么深了。”

“对。够深的了。”

那么，至于是“伤痕文学”抑或“反思文学”，反而一点都不重要了。

不是说此后便绝无“伤痕文学”了，有还是有的，但确乎开始少了。也不是说这种作用，反而是作者一大功绩，而是想指出——那一篇小说的休止符作用，与当时许多中国作家自己也正要调整创作维度的打算不谋而合。

当年的许多中国作家，面临着改弦更张的犹豫不决——一方面，都认为对“文革”的文学批判使命尚未完成好。并且，与从维熙有着同样的忧虑性，倘半途而退，必存后患。不一定什么时候，为“文革”翻案的阴风，必在中国重新刮起；另一方面，“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平反工作也进行得较为彻底，国家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一大堆事急待中央来做，现实中的种种新问题、新矛盾，也引起了作家们的关切，激发了作家们为支持“改革开放”而用文学予以反应的热忱。在这方面，当年蒋子龙是先行一步的。

在以上二者之间，要作出断然的决定不是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