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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6页）

《社会的档案》之事，发表在正式刊物上也就发表了，有关方面并未大加挞伐，波澜不惊地就过去了。而原是普通工人的青年作者，因创作才华显现，被调到了全国总工会搞宣传。

至于朦胧诗，现在看来，没有什么读不懂的。朦胧诗之所以使某些人不高兴，乃因某些而非全部朦胧诗“调子太灰”“反叛现实的情绪过于强烈”“必将对成长期青少年之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

当年，文艺界与主管部门，一度形成过这样一种关系——文艺界有较宽的自主决定权，但主管部门也有问责权。一般情况下，批评只针对作品，罚不及人。停报停刊、撤职降级、开除公职的处分极少实行，更多的时候是“打招呼”，提出忠告或警告。而文艺界的表现则往往是写份检讨，保证下不为例。即使为了执行高层指示，不得不“处理”作者，最严重也只不过是调离岗位或单位，并且会尽量做好去处安排，绝不使作者陷于生存困境，也绝不剥夺其继续创作和发表的权利。而接收单位，大抵也不会视作者为“问题分子”，歧视对待。有的接收单位，或许还会当成“白得的人才”，尽量发挥其文艺特长。

这很使文艺界度过了一个宽松的、少郁闷的时期。偏不听话的现象反而少了，顾全大局的意识反而强了。也可以说，更愿意从正面理解政治有时的两难之境了。

新时期的诗歌

中国“新时期”之诗歌现象，可谓星光灿烂，风景独秀——诗风之直抒胸臆，襟怀坦**，元明清三个朝代，概不曾有。与民国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诗成果的总和，亦不能抵。中国之诗性国度的历史，又由当年的诗人们“开光”。一方面是，诗人众多，好诗纷呈。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集体地以思想性见长，却又皆不失诗语言的美感，两者结合得好，发扬光大了陆放翁、顾炎武、龚自珍们的家国情怀、载道精神，却又个性鲜明，并非一色。

当然，此现象不是“新生代”诗人所能单方面营造的，“老诗人”们的参与功不可没。

这里所说的“老诗人”们，乃指因“反右”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而销声匿迹近二十年的一批诗人，他们与被定义为“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们，以诗作各放异彩，构成了“新时期”十年中国新诗现象的风景线。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神圣性口号，以后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此种修改并非文字游戏，文艺可涉及的题材不言而喻的多样了。

也正是在此日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谢冕为《朦胧诗选》写了一篇序——《历史将证明价值》。

当年，诗坛、文坛、文艺界乃至社会，对“老诗人”们的诗并无负面评价——从诗坛跌落民间二十余载，带着遍身伤痕的那一批诗人们笔下所流淌的诗行，积淀着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所经历的共同苦难的沉思，混合着亲历的民间悲凉的盐碱成分——除了令人读之而起敬意外，谁也没资格再说什么指责。

但是对“朦胧诗派”某些年轻人们的诗，则不乏批评之声——当年的中国人似乎还不明白，冷酷之事不但对受伤害的人是冷酷的，对看到了的青少年同样是伤害，甚至都不能说是间接的伤害。不，那也是直接的受伤。何况，那种冷酷所伤害的往往还是他们的父母、亲人、友爱者。又由于当年他们是青少年，无形的心理上的伤痕比成年人身上有形的伤口愈合得还慢。

是的，当年的许多中国人还不明白——诗在他们那儿，是作为隔代创伤的止痛剂的。

谢冕在序中写道：“这一论战迄今尚未结束。看来，要论战的各方各自收回自己的见解或是彼此说服都是困难的——他们之间，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分歧，想在短时间内加以消弭是不可能的。然而，既然新诗的变革已是事实，明智的态度只能是承认它的存在（——力求客观地描绘产生的必然，并研讨它的特质，从而估量它的价值），而不是其他。”

“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一些人在这些诗面前的焦躁，多半是由于他们的不能适应。”

“新的生机勃发的诗歌在向我们招手。但回首诗歌在新时期崛起的艰难命运，我们的心情有不无悲凉的欢悦。中国的艺术也如中国的社会一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诗为自己的未来不惮于奋斗，诗也就在艰难的跋涉中行进。如今是生活的发展宣布了障碍的消除。新诗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便是：它究竟要以怎样的前进来宣告自己的成熟。”

显然，谢冕对那些年轻诗人和他们的诗是爱护、支持、勉励和寄以莫大希望的。

而对于当年的我，不论是“老诗人”还是“朦胧派”诗人的诗，都是喜欢的，还往往将特别感染自己的诗句抄在小本上。坦率讲，我当年常从两类诗中吸取创作“热能”，好比“情绪充电”——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小说构思业已比较成熟，却就是缺少“情绪线”的贯穿，两类诗人们的诗能给予我及时的帮助。

徐迟和黄宗英两位前辈，以《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橘》《小木屋》等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不仅在文坛，也在中国掀起了报告文学热。报告文学的内容是真人真事，比之于虚构的小说，对读者具有纪录电影般的思想和心灵影响。一批关注现实的情绪饱满、思想敏锐、视野广阔的中青年作家的跻身，促使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几可言之为“全景式”的呈现，而这是“文革”前十七年中从未有过的现象，更是“文革”十年中一旦连想法说出都会大祸临头的事。报告文学的长足发展，与小说和诗、散文渐成比肩而立的文学现象。相对于小说和诗，报告文学的社会文化性更显明。

小说、诗、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进一步繁荣，题材的进一步广泛，风格的进一步多样化，也使评论家们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理念更新了——评论不再仅仅拘泥于评，借评而论渐成特点。总而言之，评论的理论性加强了。自然，也难免受到非议，如“掉书袋”“硬套西方概念”“过于引经据典”……但总体上可以这样说——评论的新理念，毫无疑问地启发了作家们的创作新思维，促使中国文学创作更加欣欣向荣。

在第四次“作代会”前，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作家已经意识到，文学所肩负的肃清“文革”流毒的使命，不必专执一念，以图毕其功于一役。那将是长期的文化责任，绝非一步到位之事。并且，“左”也不仅在“昨天”，现实中“左”的现象仍比比皆是。

于是，在第四次“作代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情愿地转向了对现实矛盾的关注。而电影一如既往地借力于小说改编，电影因小说红，小说因电影而热的例子很多。

仅举三例——张贤亮和他的《浪漫的黑炮》；陆文夫和他的《井》；张弦和他的《未亡人》。

《浪漫的黑炮》的内容——一名科研所的工程师是棋迷，出差时也带象棋，住入宾馆发现少了一子“黑炮”，于是拍电报至家属区，让老婆“速寄黑炮”，传达室的人甚觉可疑，认为是“异常情况”，逐级汇报，终至省公安厅立案侦查。该工程师曾是“右派”，“文革”中也有“反动言论”，这使许多干部认为“异常情况”确实异常。据此改编的电影《黑炮事件》成功运用了“黑色幽默”拍摄风格，越严肃越令观众忍俊不禁……

他有一篇获奖小说是《围墙》，极短——某单位一直存在一堵“问题墙”，给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许多不便，拆墙呼声渐高。但那墙是上一任老领导在位时砌成的，当时也很必要。但时过境迁，如今有弊无利的话在新一届干部班子里谁也不便说，不好说，不敢说；因为老领导还健在，仍对厂里之事特别是干部的任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于是，干部班子开了一次又一次会，研究了一番又一番，始终委决不下……

《井》的思想性一如陆文夫因而被划为“右派”的《小巷深处》——“文革”已经结束多年了，“文革”中受尽凌辱的女主人公却仍活在“性道德”的歧视之中。明明的，使她在“文革”中深受民间伤害的事子虚乌有，但那一种一如当年的歧视在她周围仍根深蒂固地存在……

从对官场陋习以小见大地文学呈现，到对民间劣根性入木三分地揭示，足见当时作家们创作计划中或曰内心里，似乎人人都有一部成竹在胸的《人间喜剧》。

我一直认为，张弦是在“新时期文学”十年中评价不够的作家。当年不是没有评论。但越往后，我越觉出他的小说的与众不同。当年的获奖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便是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反映经历过“文革”十年的女性们的爱情心路——《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记忆》；他的这些小说，当年令许许多多的女性读者唏嘘泣下。

如今的大学中文系，每每开“女性文学课”——女性文学是否一定非是女作家写的呢？张弦虽是男作家，他当年那些在女性中争相传阅的小说，是否也可视为“女性文学”的一种呢？讲他的小说的意义，似乎不应在张爱玲小说的意义之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近代的，张弦笔下的女性皆是当代的。并且，正因为他是男作家，其小说又在当年构成独特的文学现象，似更有分析的价值。

以上三例，绝非电影“借力”于小说的最佳“样板”——作家都已成故人，陆文夫、张弦两位逝于创作炉火纯青之时，令人叹息。他们又都曾是我的朋友，便不禁有几分悼念起来。

当年的中国电影，确乎正在踱出“文革题材”的梦魇，开始向现实题材转身——《邻居》《夕照街》《老人与狗》等优秀电影相继公映，为电影业拓展了现实题材的别样天地。第四代导演正成为中坚力量，第五代导演却已出手不凡，他们的电影作品也分外夺目，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粱》。

同时，武侠电影异军突起，如《神秘的大佛》《武林志》《武当》《神鞭》《黄河大侠》等。

意味深长的是，某些观众反应异常激烈，斥为“庸俗”，致信北影厂，批曰：“背叛了电影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走上了商业化的邪路”。

该片确是北影厂当年最赚钱的影片，厂长汪洋在大会上说：“全厂都应该感激导演同志，《神秘的大佛》保证了咱们北影人两个月的工资！”

导演却削发为僧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