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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4页）

“叔说得在理，在理。”嘴里这么说，冯二愣心里七上八下。

李一泓背着装维修工具的袋子走在村路上，迎面碰到村主任。村主任左手拎一口薄铁锅，右手握把大铁勺，对他苦笑：“你看我这，这……”

李一泓没说话，径自走了过去。村主任看看左手的锅，右手的勺，自语：“这就对了？”

走到院门口，李一泓碰到韩宝推车而至，车上装着一台加工器。

“推回去，推回去，我宁可上门。”

“那何必呢！”韩宝硬要往院里推车。

李一泓拦住他，正色道：“我叫你推回去。这不是我的家，别再给秀花心里添烦。”

韩宝只得怏怏地把车推走了。

李一泓走入院子，见院中已摆着两台加工器了。正在喂鸡的秀花满脸不高兴：“爸，你看你，这不是多事嘛……”

李一泓发窘地说：“秀花呀，别埋怨爸啊。要说多事儿呢，确实是多事儿。

要说不多事儿呢，那也不能完全算是多事儿。”

素素走进屋，接过工具袋子，也责怪地说：“我嫂子说得对，爸你就是多事儿。别狡辩了。”

李一泓走到水龙头那儿洗手，素素跟到身旁，又说：“爸，老孙家的人，把咱家电视给送回来了。”

“唔，我正愁中午到谁家去看电视呢。”

“他家人说，见咱家没人了，怕被别人偷去，好心替咱家保管着。”

“那你没谢谢人家？”

秀花插言：“谢个屁。”

素素也说：“就是，说得怪好听。谁信？”

“你看你们，这么想就不对了，你们又怎么能断定，人家就不是一番好意呢？”

“又怎么能断定？就他家人，路过别人家菜地，瞅没人还扯两把呢！”秀花“反正，人家又把电视给咱们送回来了，这就是一种和谐的愿望表示，你们说句谢谢，于咱们和他们双方面，和谐那就多了一份。你们要是认为和谐是好的，那多一份不是就比少一份强吗？”

“和谐好，跟他们和谐不好。我这心里边还恨着呢！”秀花言罢，悻悻地进屋去了。

“素素啊，你嫂子她因为流产的事还耿耿于怀，你要多替爸劝劝她。人生在世，有的事摊上了，那该宽恕还得宽恕。记仇对别人、对自己不是一件好事。”

“既然你这么会劝，你自己劝。”素素也扭头悻悻地进屋去了。

李一泓摸摸后脖颈，好不无奈。桌上摆好了饭菜，却没人吃。

中午，李一泓和秀花、素素都在看电视。电视中，女主持人在对王书记进行采访：

“王书记，您刚才谈到对农民的教育问题。据我了解，不但农民，目前大多数老百姓，一听到‘教育’两个字，心里特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女主持人的嗓音像黄鹂一样清脆。

王书记说：“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词，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烦它。

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为什么又特烦它呢？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中国，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关系往往被固定化了，仿佛谁是领导干部，谁就是合法的教育者。仿佛是老百姓的人，就永远只能是被教育者。我要是一个老百姓，我当然也烦。烦，意味着逆反啊！逆反意味着心里边在发问———凭什么？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上情况，在中国几乎天天都在改变着。给领导干部提意见的群众越来越多了，这就是群众教育领导干部的一种体现，人大、政协的代表们、委员们，给各级领导干部提的意见那就更尖锐了。不瞒你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省里的会议，是省一级领导干部听取政协委员们意见的会议，有几位政协委员，当场指名道姓地对某位领导干部严加批评，搞得那位领导干部脸红脖子粗的。可那批评是对的，所以批评者才敢于义正词严，这不也是一种教育吗？”

女主持人问：“毕竟是少数现象吧？”

王书记回答：“但也毕竟正在逐渐形成趋势啊！党教育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有权教育从政为官的人。政协和人大，也是履行监督职能的。监督不是教育吗？”

女主持人点点头：“是，我同意。”

王书记接着说：“政府有义务教育农民，不教育农民那也证明对农民的关怀不够。这是我们市一位叫李一泓的政协委员的观点。他同时认为，政府教育农民的前提应该是关怀农民。同时关怀，同时教育。如果只有教育，没有关怀，那么农民做了错事，不好的事，领导干部也有责任……”

女主持人又问：“请问王书记，您今天的角色，究竟是教育者呢，还是被教育者呢？

秀花拍手道：“问得好！看他怎么回答。”

“安静，别说话。”李一泓眯着眼，正看得入神。

电视中的王书记一笑，坦诚地说：“这么回答你的问题吧———我来之前，就如何处理伪劣大米事件的问题，和李市长共同听取了部分政协委员的意见，包括李一泓委员在内的委员们，从如何进一步关怀农村和农民的思考角度，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和一些很好的建议。那时，我是受教育者，现在，我是教育者。

我们的某些农民兄弟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自私自利的，缺乏道德意识的，绝对错误的。我身为市委书记，有责任，有义务，借此机会对农民兄弟们进行教育。以后，市委和市政府，也要真心实意地欢迎来自农民兄弟们的批评，做真诚的受教育者！”

“他也太会说了！”秀花对王书记的话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