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钓上来刚才那么大的吗?”
“估计小的也钓不上来了,怨你。”
“怨我?”
“你坐我身边,我分心,没耐性。”
“那我躲你远点儿!”杨亦柳作势要站起来。
李一泓拉住了她的手:“那更钓不上来了。你坐近点儿,头靠我肩上。那样我就不分心了,也有耐性了。”
杨亦柳不禁四顾,见周围没人,挨紧李一泓的身体,将头靠他肩上。
李一泓享受地说:“啊,这感觉真好。”
杨亦柳小声地说:“我也是。”
李一泓干脆将竿一压,问:“你看的什么书?”
“《罗素文选》。”
“你怎么那么喜欢伏尔泰啊、卢梭啊、罗素啊……”
“因为我父亲的命运和他们的书发生了关系,所以连我的命运也和他们的书还是不好的命运,往往都会产生一种叩问心理。”
“叩问心理?”
“是啊,就是想从因为到所以的答案。”
“那他们的书给你父亲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一九五七年他成了右派。”杨亦柳幽幽地说。
李一泓伸出一条手臂,搂住了杨亦柳,杨亦柳小声说:“让别人看到……”
“那又怎么样?年轻人,人也。我们,人也。年轻人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天赋人权。”
“又不说正经话了,我是怕……春梅和素素看见,我毕竟还是素素的校长。”
“我是在特别正经地说正经话。现在我很幸福,我的两个女儿都高兴看到我很幸福。你最好忘一忘你是什么校长。这会儿你只不过是一个和我心心相印的女人。接着讲,我想听。”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而且是著名教授,还是他那所大学里民盟支部的负责人。教西方现代史是他的专业,他一讲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马拉,连大教室过道都站满了人。他面对学生们背《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时,自己常常流下泪来,也常常会将学生们感动得流下泪来。新中国成立后校方一直很肯定他的课,因为他讲的全都是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是无产阶级流血牺牲的追求。反右一开始,原本没他什么事。有好心的朋友暗中提醒他,不要再讲那些了,讲点儿别的吧。他没在意,照讲不误。接着他的一些同事、朋友纷纷成了右派。他就去找校领导,替那些人说情。《列宁在十月》你看过吗?”
“看过。”
“当年,我父亲就像高尔基闯入克里姆林宫为一些‘好人’知识分子说情一样,也动不动就想为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说情。还记得列宁怎么批评高尔基的吗?”
“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好人,只有这个阶级的一分子,那个阶级的一分子,高尔基同志,把怜悯丢掉吧!”
“人家也那样教导我父亲,可我父亲没法把怜悯丢掉。他没法丢掉伏尔泰和卢梭给予他的那种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也没法丢掉雨果给予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结果有一天他在大饭堂里当众朗诵《人权宣言》,于是,就成了右派,而且被视为最恶毒的一个,被赶出了大学,被赶出了省城,在我们的县中,当了一名语文教师。我母亲此前已生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偏偏我父亲成了右派以后的第三年,我母亲生下了我。不久我母亲忧郁而死,我和我父亲相依为命。‘**’中,我父亲连中学也教不成了,我和我父亲一块儿被赶到了农村。”
李一泓缓缓使杨亦柳转过身来:“闭上眼睛。”
“别问,照做。”
杨亦柳闭上眼睛,李一泓又说:“仰起脸。”
杨亦柳听话地仰起了脸,李一泓猛将她往怀中一抱,吻上了她的双唇。杨亦柳本能地推拒了一下,随后也不由得用双臂搂住了李一泓的脖子。伏在李一泓的怀里,杨亦柳的脸上洇开两团胭脂红。李一泓低头望着她,眉目间是藏不住的怜爱,嘴角上挂着在风中摇曳的柔情。
“你怨恨过吗?”李一泓柔声问。
“想通了。”杨亦柳的眼睛有如星空般深邃。
“想通什么了?”
“一个新政权,面临千疮百孔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刚从血泊和尸体中诞生,政权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来的,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心理紧张的政权,百废待兴使它倍感压力,国际敌对势力使它倍觉孤独,掌管它的主要成分又是工农革命家和革命者,他们有在夺取政权时团结知识分子的经验,却极为缺乏在掌握政权时处理好和知识分子关系的经验。新政权既面对自己的工农干部和自己的党内知识分子的新型关系,也面对自己的工农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新型关系,还面对自己的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新型关系。这几种关系细微、复杂,而又微妙,哪一方面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注定之疼,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小孩时注定要出疹子。”
“那是没种牛痘的小孩子。”
“当时我们这个国家对民主这种牛痘还缺乏认识……”
“老爸,再来一次!”素素端着照相机,对准父亲和杨亦柳准备抓拍,而春梅在夸张地向他做搂抱和亲吻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