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海归博士……”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停下脚步,转头看我:“谁告诉你的?”
“听……听同学说的。”
她笑了,笑容有些讽刺:“消息传得真快。”
“老师,”我小心翼翼地问,“您……会辞职吗?”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顿了顿,“因为如果您结婚,可能会换工作。”
她看着我,夜色里,她的眼睛很亮:“我不会辞职,也不会结婚。”
“为什么?”
“因为不想。”她转身继续走,“有些事,不是别人说好就是好。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我跟在她身后,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欢喜。她不结婚,她不辞职,她还会在这里,继续当我的老师。
走到停车场,她拉开车门:“回去吧。”
“老师,”我说,“您开车小心。”
“嗯。”她坐进车里,又摇下车窗,“赵晨。”
“嗯?”
“好好学习。”她说,“别想太多。”
车子驶远了。我站在原地,反复咀嚼她最后那句话——“别想太多”。是说学习,还是说别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果然每天去办公室补习。半小时,不长不短,足够她讲清楚一个知识点,也足够我贪婪地收集每一个和她相处的瞬间。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默契。
她讲课,我听讲;她提问,我回答;她偶尔会看着我走神,我会在她低头时偷偷看她。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像一根绷紧的弦,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声响。
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了。
周五下午,补习结束时,外面下起了雨。春天的第一场雨,细密而冰凉。
“带伞了吗?”她问。
“没有。”
她从柜子里拿出那把深蓝色的伞:“拿着吧。”
“老师您呢?”
“我开车。”她说,“快走吧,雨大了。”
我接过伞,走到门口,又回头:“老师,这把伞……我用了好多次了。”
“那就继续用。”她头也不抬地说。
走出办公楼,雨果然更大了。我撑开伞,走进雨里。刚走到校门口,就看见一个男人撑着伞站在那里,似乎在等人。
男人三十多岁,穿着考究的灰色大衣,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捧着一束花。看见我,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礼貌的微笑。
“同学,请问杨雯雯老师下班了吗?”他问。
我的心猛地一沉:“您找杨老师?”
“对,我是她朋友。”男人说,“约好一起吃晚饭。”
朋友。这个词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我握紧伞柄,指关节泛白。
“杨老师应该还在办公室。”我说。
“谢谢。”男人点点头,往办公楼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