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个典型的逻辑思维型的人,她像信仰宗教一样地相信逻辑,她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连最明亮的逻辑探照灯也无法光顾的死角。后来她不幸步入了这样一个死角。当她发觉她本以为坚不可摧的逻辑大厦,竟然是建立在虚妄的沙土上时,她几乎分崩离析。在某个接近绝望的时刻里,她把对逻辑的怨恨迁怒于我,将我扔进了一条河流,成为鱼食。
那是几年以后的事。
而在那天,当我被裹在精致的礼品袋中,由那个中国男人提在手里,离开香榭丽舍大街的卡地亚旗舰店时,我绝对没想到:我的一生会在转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之后,最终结束在我被最初赋予生命的那个地方,一座名叫巴黎的城市。
“今天要什么口味的冰激凌?”
香榭丽舍大街的地铁口里,走出一老一小两个中国人。老的说句公道话还真不算老,真正让他显出年纪的,不是他稍微走样的腰腹和开始变色的鬓角,而是他身边的那个男孩。男孩大约六七岁,颊上依旧还挂着婴儿肥,皮肤透亮得仿佛轻轻一捅就要出水。这样粉嫩的孩子让每一个行走在他身边的大人,都无可救药地成为老人。
“我可以要一个芒果,一个巧克力,还有一个吗?”男孩怯怯地问。
“好好说中国话,是什么?”男人蹙着眉头说。
男人从男孩的眼睛里看出了自己的严厉,连忙解开了眉心的那个结,笑着补充了一句:“爸爸没学过法语,听不懂。”
男孩当街站住了,呆呆地看着男人,绞尽脑汁地在他有限的中文词汇里,打捞着他想要的那个字眼。
“黄黄的,绿绿的,有点像橘子……”男孩说。
“是柠檬吗?”男人问。
男孩如释重负地笑了。
男人也如释重负,他觉得他打通了一堵横亘在他和孩子之间的墙。他知道还有很多堵这样的墙,他得积攒力气一遍一遍地努力。
“你还可以多要一种,吃不完给我。”
他蹲下身来,和蔼地擦掉了男孩人中上的鼻涕。男孩往后闪了一闪——他还没有习惯这种突兀的亲昵。
“三个球是一客,九块五欧。要四个球不合算,那个要单算,是三块五欧。”男孩说。
男人吃了一惊:男孩说起数字来非常流畅,完全没有停顿和磕巴。
“谁教你的,算得这么仔细?”男人不由自主地又一次蹙起了眉头。
“妈妈和于勒叔叔都是这样说的,我们出去都是叫两客,三个人分。”
一股钝痛蹿上来,在他的胸口找着出路。他咬了咬下唇,忍住了。
“他做你爷爷都嫌老,你还要叫他叔叔?”他对孩子说。
孩子看了他一眼,说:“你要我叫他爷爷吗?那你就得叫他叔叔。”
他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他的儿子和他一样愚钝,在有些方面;也和他一样机灵,在另外一些方面。
两人进了哈根达斯店,他挑了一张最靠里的桌子坐下。女招待递来菜单,他交给了孩子。孩子还认不全菜单上的字,可是孩子用不着——他知道要吃什么。孩子替自己叫了冰激凌,又替他叫了咖啡,两人一高一矮地坐着,呆呆地看着窗外那一坨灰蒙蒙的天空。
“我们为什么不坐到外边?”孩子问。
天虽然阴郁,到底是时节了,树已经爆满了新绿。沿街的店铺早已撑开大遮阳伞,底下坐满了喝咖啡吃甜点的客人。他们已经被囚禁了一整个冬天,即使没有阳光,任何一丝贫瘠的春意也会叫他们骨头酥软。
“爸爸不喜欢热闹,人一多,就头疼。”他说。
这是他临时拼凑出来的原因,但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他不能告诉孩子,至少不是现在。
真正的原因是:他不能在闹市出现,他怕游客中有中国来的熟人,他不能让人看见他和这个孩子在一起。
“那个于勒,对你好吗?”他问。
他其实是想问“那个于勒对你妈好吗?”不知怎的,话一出口就走了自己的路。
“他带我打篮球,有时也看电影,有儿童片上演的时候。”男孩说。
孩子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他知道这其实已经是回答了。
孩子在一小勺一小勺地吃着冰激凌,每吃一口,就把勺子柄舔得干干净净,仿佛快乐是个份额很小的定量物,他舍不得一下子耗光。男人从孩子的一举一动里都看出了节制。恍恍然,他突然觉得坐在他对面的,就是四十年前的自己。
他的心从中间撕开了一条缝。一半的他想对孩子说:“吃吧,大口地吃,爸爸在银行里给你存下的钱,够你吃一百辈子的冰激凌。”另外的一半却死死地按住他,叫他安然不动,静静地看着这个孩子就这样平平常常地慢慢长大。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他喃喃自语。
“你在说什么?”孩子困惑不解地看着他。
他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你赶紧吃完了,我们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