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话其实只是一串没有情绪串联的单词,崇武听清了,却没有听懂。他只觉得地板有些倾斜,他得扶着窗台才站得稳。过了一会儿他明白了,倾斜的是天,不是楼。
他急急地在裤兜里掏烟盒。掏着了,却扯来扯去扯不开封口。盒子扯散了,烟抖抖索索地撒了一地,他抓起一根塞在嘴里。
“医,医生怎么说?”他问。
“三个月,最多。”女儿说。
地上还残留着昨夜的雨水,烟沾湿了,怎么也点不着火。他一把扔了打火机。
“国外,去国外。美国,日本。隔壁楼的那个老梁,胰腺癌,早说没治的,去了一趟日本,现在还天天……”
“肝,胃,肺,骨头,全身都是。他说他不想动了。”全力打断了父亲。
“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啊。”崇武从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了绝望。
“下午办住院手续。医生说,现在只能解决疼的问题。”
女儿的声音抖了一抖,又立即绷住了。他以为女儿会哭,可是她没有。
崇武想说一句劝慰的话,搜肠刮肚,竟找不出一个字。生命撞到了这堵墙上,哪句话都虚。
“我叫秀娟待会儿过去,帮你收拾东西。”他说。
“我不想,见这个人。”全力冷冷地说。
崇武明白,女儿听见了他和秀娟的对话。可是他没有辩解——他没时间没心思说,女儿也没心思听。
崇武走回屋里,翻箱倒柜找着了一盒火柴,坐在沙发上,终于点着了一根烟。
“阿芬,阿年生大毛病了,你听见了吗?”他站起来,摇了摇妻子的肩膀。
静芬抬起头来,呆呆地看了他一眼,嘴角浮出一丝恬静而茫然的笑容。
她连自己的女儿都记不得了,她怎么会记得起刘年?崇武暗暗嘲笑着自己的荒唐。
突然,他发现静芬手里捏着一杆笔。他吃了一惊:妻子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字了,他甚至怀疑她还认不认得字。
他拿起摊在静芬膝盖上的那本《三毛流浪记》,只见那一页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一模一样的三个字,反反复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在每一个角落每一片空白里。
那三个字是“叶知秋”。
“皇天,你记得,你还记得啊!”
崇武蹲在地上,双手砰砰地捶着额头。
刘年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到中午全力来替换岳父时,刘年才终于醒了。看见他睁开眼睛,全力捂着心口,松了一口气。
“你是,怕我醒不来了?”
刘年从被子底下伸出一只手,颤颤地搭在全力的手背上,声音很弱,却很清醒。刘年瘦得只剩下了一张蝉衣似的皮,皮肤之下,几乎可以看得清关节和关节之间的筋。
上一次注射杜冷丁,是二十三个小时之前的事了——这本身就是奇迹。刘年现在不疼。疼痛是缝纫在刘年身上的一根粗线,线抽走了,他全身突然就放松了。
全力想点头,也想摇头,却发现她一动也不能动。她的眼睛里有一汪湿润,随时要凝成一滴水,滚下她的颧骨。
刘年住的是医院里最高级的那个单间,是带着厕所的套房,在走廊的尽头。门一关,就几乎把医院的喧哗全关在了外头。窗开了条小小的缝,风乘虚而入,一下一下地舔着窗帘。十月的风腿脚很长,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一缕隐隐的香气。
“是桂花吗?”刘年问。
“医院种的,就在窗口。”全力说。
刘年笑了:“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这是他第一次,直直正正地说出了那个面目狰狞的字。那个字其实一直就在他和她中间徘徊,影影绰绰的,隔着一层纱一片雾。她不说,他也不说。只要他们都不说出那个字,真相似乎总还匍匐在某个朦朦胧胧的安全地带。可是他终于戳穿了那层纱雾,他把她近近地押到了真相面前,她几乎看得清死神的毛孔。
“不许提那个字。你想丢下我不管吗?”她哽咽地说。
“放心,我不会现在走,我还有事没办完。”他说。
当然,还要过些日子,全力才会意识到,刘年没办完的到底是什么事。
她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其实已经不再是手,而是由一张皮松散地包裹着的一团骨头。她不敢紧握,只是轻轻地团着它。即使再轻,它也硌疼了她。疼让她略略放了心,疼让她知道他还活着,在她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