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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3页）

蕙宁行走了一天，很是累了。头发指甲上灰拓拓的都是沿路的沙尘。衣裳被汗湿过几回，又干过几回，贴在身上硬邦邦的，神情反是清朗起来。两人走到家门口，看见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个人。暮色将那人和那人的背包溶化成灰黑的一坨。

“海鲤子！”蕙宁吃了一惊。

去年秋天龙泉正式调离了小城，到省城出任宣传部部长。两个月后，谢春兰带着全家搬去了省城。从那以后，龙家的人和黄家的人见面的机会便少了起来。海鲤子和蕙宁都上了大学，一个在省城，一个在上海。隔一阵子，海鲤子就会寄一封信给蕙宁。总要等到海鲤子写上三五封，蕙宁才回一封。

“学校放写生假，我到上海看你，才知道你病了。身子好些不？”

“大好了。明天就买船票回上海。”

海鲤子近近地站在蕙宁对面，发现蕙宁很是消瘦，高高的颧骨上方嵌了两个黑洞似的大眼睛。眼睛甚亮，如同两粒烧得正旺的炭火。那样的亮光，突然让海鲤子有些心惊起来。

22

蕙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小城教书，而她的同学大多留在了上海或进军京都。当她的同学在三五成群地交换着毕业赠言，面泛潮红无比兴奋迫不及待地要去翻开生活的另外一页时，蕙宁却默默地躲在寝室里收拾行囊。憧憬只有和未知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小城对蕙宁来说是一双穿了多年的布鞋，从鞋尖到鞋跟她几乎能数得出针脚的疏密来，早无新奇可言了。从人们小心翼翼的目光里，她觉出了自己的孤单。快乐如水，精心地绕着她流走了。她像一座被海水环绕的孤岛，满眼都是水，却没有一滴是她可以饮用的。

这样的结局并非意外。其实早在两年前，当谢克顿太太对众人说出那番话来的时候，蕙宁就已经知道她的生活将会在这里脱离原来设想的轨道，拐出一个大大的弯。所以当她从负责分配的指导员手里接过报到证时，脸上无风无浪地平静着。那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指导员期期艾艾地说了些“档案里没加什么东西，将来要引以为戒”之类的话，蕙宁自己也没想到竟会对他嫣然一笑。后来想起来，蕙宁很满意能将那样一个微笑作为句号放在大学生活里。

蕙宁到公平路码头搭轮船回小城的那天，唯一来送行的是谢克顿教授。

那一天和任何别的一天也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天在下雨。秋雨中的天空很灰暗，秋雨中的地却有些亮丽起来。不是因为雨，而是因为伞。雨把各式各样的伞朦朦胧胧地揉在一起，颜色和形状都有些走样。行人中有许多在小城和上海中间穿梭来往的小商贩，身子被扁担压得低低矮矮的，箩筐里装着些陈旧的海货。于是空气里就弥漫着一股湿重的鱼腥味。街本来就不宽，雨伞使空间越发地狭窄起来。擦身而过时人们将雨伞轻轻一斜，甩出一串混浊的水珠来，便把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火气浇湿了，只剩了些无精打采的懒散。当那个声音和味道都很杂乱的背景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洋人时，气氛便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洋人并没有撑伞，洋人穿的是一件黄得在任何场合都不会被错过的雨衣。人群自动为那件黄雨衣闪开了一条路，所以目光很容易就落在了那个被洋人寻找的女人身上。

“我刚刚听到消息。你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谢克顿抓住蕙宁的箱子，“让我找他们说去，总是可以说清楚的——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蕙宁没有说话，却禁不住被他的天真深深感动。若干年后，当蕙宁自己也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失去了所有习以为常的参照物，被人误解着也误解着别人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外国人容易天真的道理。

两人无语地对视了一会儿，蕙宁的嘴唇突然颤抖起来：“丹，丹尼好吗？”谢克顿没有回答，却伸出手来揽住了蕙宁。谢克顿拥抱蕙宁的姿势很奇怪。他将蕙宁的身子斜斜地放到自己的臂弯里，像搂着一个待哺的婴孩。然后才将自己的嘴唇奶瓶似的送到蕙宁的嘴唇上。蕙宁的雨伞落到了地上，在污浊的泥水里开出一朵多角的红花。在这之前蕙宁从未想过自己平生的第一个吻会在这样一个郁闷的雨天里无遮无盖地发生。毫无准备的蕙宁开始有些僵硬，后来双手就渐渐活络起来，如攀缘的青藤般围住了谢克顿的颈子。

他们这样相拥着在那个郁闷的雨天里站了很久。在他们周围渐渐聚集了一些人。世界嘈杂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却又远远地离去，在那一刻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生不曾有过的荒凉。当轮船的汽笛再次响起时，围观的人们清晰地看见那个中国女人一脸的泪，也清晰地听见那个外国男人用语调滑稽的汉语说：“等我，一定。”

蕙宁的眼泪在船上就流完了。当她提着两个大箱子走下舷梯时，她已经下决心要把关于谢克顿的记忆留在海里。陆地上的柏油马路温软却结实地迎接着她的脚，每一个步子都提醒着她与这个小城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她收敛了一切悲哀伤感的奢侈情绪，准备脚踏实地地做回小城人。

那一年蕙宁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首先是黄尔顾的离休。其实黄尔顾一直也没有从那场病中恢复过来。手术之后又相继经历了两次中风，半边身子便不是很灵便了。省里指派了一个副书记来代替他的正职，他就在家休养着身子。那位代书记坐着本该他坐的办公室，作着本该他作的报告，办着本该他办的事情。开始还来探访咨询过几回，后来连过场也免了。就这样代了一年多，黄尔顾就收到了劝退通知。

离休以后，连探访的人也渐渐稀少了起来。奔波一世的黄尔顾突然意识到，他一生最大的敌手其实是失去敌手。寂寞和无为使得他的脾气越发地暴躁起来，竟连一分耐心也没了。因着他的病，从未雇过保姆的黄家也开始请保姆进门。可黄尔顾却一连气走了几个保姆。飞云无奈，只好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兼着做了保姆。一日飞云下班略晚了几分钟，黄尔顾饿了一会儿肚子，禁不住又烦躁起来，抓起桌上的一个苹果朝飞云身上掷去，正巧被进门的阿九撞见。阿九捡了苹果，将脸紧了，也不说话，只朝黄尔顾定定地看着。在阿九的目光中黄尔顾的身子便渐渐低矮了下去。

后来到了中年，他渐渐经历了更多的事情，明白了高低贵贱都是极为短暂相对的概念时，才猛然发现了那个平日低眉敛目不肯多语的阿九，竟然具有如此处大变而不惊的本领。从惊讶中便渐渐生出一些敬重来。到老了，这份敬重里又多了一丝畏惧。

老来的黄尔顾其实很有些怕阿九。黄尔顾怕阿九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欠了阿九，还因为阿九不允许他偿还。阿九深知还了的人情就不再是人情的道理，所以在后来许多完全可以动用黄尔顾影响的事情上，丝毫也没有动用黄尔顾的影响——比如像金三元旧宅的修复和归还。欠了别人一个人情就等于让别人攥了自己的一个短处，黄尔顾在这位无欲无求的岳母面前多少有些理亏心虚。

阿九是在从地下捡起那个苹果的时候决定让黄尔顾偿还人情的。那天阿九趁飞云去厨房烧饭时和女婿说了几句话。那几句话的内容无人知晓。只是第二天，黄尔顾便向组织打报告申请住进泉山疗养院长期疗养。申请很快被批了下来。

家里那一年发生的另一起大事是金三元旧宅的修复和回归。飞云父亲金俦先生年轻时的一个酒肉朋友，先是到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去了南洋，几十年后成了房地产大王。那个阔人在九十多岁的高龄里突发奇想，要云游故里，看看当年和旧友猜拳吃酒的地方。于是那座古旧老宅便被修复成当年的旧景，当年的旧景里自然包括阿九这件道具。只是，这回和阿九一起搬回大宅的是金家所有的后裔。

搬家那天小城刮起了罕见的西风。梧桐树叶子卷成一个个黄绿色的圆球，滚了一街一院。阿九穿着一件蟹青色的缎子夹袄坐在井沿上，扭着身子看井里的落叶被水泡成一只只肥大厚重的手掌。树还是那几棵树，叶子却不知换过了多少季。阿九看落叶的神情竟像是个怀春的少妇，似乎要从那片多年不用的井水里打捞逝去的岁月。没有人知道那件蟹青夹袄的前襟上绣的是文竹。

蕙宁和萱宁就是在那样一个多事之秋里从大学毕业的。两人都教书，一个教大专，一个教中学。教书的生涯无风无浪平静至极，蕙宁很快就重新适应了小城的拥挤、狭小和喧嚷，甚至小城的饮食起居习惯。生活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之后，毫无痕迹地转回了原地。只有蕙宁知道，这个缓慢的旋转轨迹仿佛是一个离心的过程，转回来的只是身子，心却已经甩出去了。在外边的世界待过四年之后的蕙宁变得很是沉静。全家人对蕙宁的分配结果都存了一个大大的疑问，隐隐感觉到蕙宁的沉默里有一个分量很重的故事，可是没有人敢问。

后来萱宁终于试试探探地说：“他这样的人，不值得你那样。”

蕙宁的沉默使萱宁越发激动起来：“你不知道他结婚了？娶的是副省长的千金。当年那些样子，竟是做给谁看的呢？这样大的事，却也不和我们家说一声——那一家子是想当官想疯了。”

蕙宁这才知道萱宁说的是海鲤子，便突然醒悟了姐姐近来对她的小心翼翼。可是她没有分辩，而是默认了姐姐的误解。她一直没有告诉萱宁，她的箱子里藏了几十封信，都是大学四年里海鲤子陆陆续续写来的。这些信，她有的连拆都没有拆过。她和海鲤子之间的一切，有如在地底下封存了千年百载的古物，只有在与尘世的隔绝中才得以保持了初始的美丽。这样的美丽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美丽一旦与空气接触便立时化为丑陋的碎片。

那天夜里萱宁走后，蕙宁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把装了海鲤子相片的旧铜锁，捏在手里反复抚摸着，感到了与海鲤子前所未有的亲密。她和他的情谊再也不用害怕经历尘世的危险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在这些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

谢克顿的信是在第三年的春天到的，信封上的地址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同英国伦敦同名的城市。接到信后蕙宁几乎吃了一惊，她没有想到自己竟已把那个人忘得如此干净。谢克顿在信里问蕙宁愿不愿意出国留学，又详细介绍了申请奖学金的具体要求和步骤。关于自己他说得很少，只说迟迟未来信的原因是他回加拿大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年初才在西安大略大学寻到了一个临时教授位置。西安大略大学素有加拿大哈佛之称，能在这所大学受教育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知道信的内容后最为兴奋的其实是萱宁。萱宁深知在小城这样的一潭死水中很难见到一丝波澜。若在小城继续待下去，她很快也会成为死水中的一滴。她急切地渴望逃离小城。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离开这个小城的唯一途径似乎是离开这个国家。在萱宁热切的鼓动下，蕙宁终于给谢克顿写了一封回信。

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意外地顺利，接到签证时蕙宁几乎以为自己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告别母亲和姐姐在感情上并不沉重，因为蕙宁和当时中国许多出洋的年轻女人一样，还未踏出国门就已经在心理上为亲人铺好了在海外重聚的路。真正沉重的是告别阿九和黄尔顾——即使在那时，蕙宁就已经意识到父亲和小外婆将是她生命中永远无法带走的巨大碎片。

想起童年时阿九小心地积攒着牙膏壳为自己换麦芽糖的情景，蕙宁的喉咙就有些哽哽的。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外婆你好歹等我寄钱回来。”阿九在**翻了个身，突然就将眼睛睁了：“倒是谁等谁的钱呢？”说着起身将门窗都关严了，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五斗橱的门。又从钥匙串里挑出一把最小的，开了橱里的一个小抽屉。最后才从小抽屉里摸出一个封了皮的信封，对着灯把边儿撕开了，露出里边一张厚厚的盖了好几个红戳的纸。

“这是金三元的房契。看看上头写的是谁的名字？”

阿九抖抖索索地将那张纸递到蕙宁跟前，露出一个狡黠的笑。蕙宁凑近看见了上边的字，就咚地吓了一跳。“有了这张纸，看你将来回不回来。”

第二天蕙宁去泉山疗养院看父亲。上山的那条石径，她不知走过多少回了。这一回她却走得累了，便在半山腰上寻了块石头坐下来歇息。看着那条白花花肠子似的绕来绕去的石头路，蕙宁突然想起了母亲和龙泉。那条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上，大约都印了他们两个的脚印。上上下下弯弯曲曲重重叠叠地走了多少的路，到头来两人竟没能走到一起。又从母亲身上，想到了自己和海鲤子。从小吃着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到现在却连手足情分也丢了。大凡男女之事，非此即彼，没有什么可以通融的中间道路。做不成情人的，自然也做不成朋友。做得了朋友的，未必做得成情人。世上诸多男女之情，成了也不是从友情里发展出来的，败了更退不回到友情那里去。

由海鲤子想开去，又不免想起那个洋教授谢克顿来。那回他在公平码头让她等他，她就猜测他大约很快就会忘了她的。与其这般苦苦地等着让他来忘了自己，倒不如自己狠狠心先忘了他。为了避免那个可能的伤心结局，她便刻意地去遗忘他。忘得那样辛苦，以至于现在竟再也想不起他的容颜了。没想到到头来他竟记住她了。信虽是迟了两年才来，却毕竟还是来了。不知他是怎么记住她的？他是把她当作学生记住了，还是把她当作女人记住了？如此这般地想了一番，蕙宁的心里就有些烦乱起来，便起身朝山上走去。

众人见蕙宁进来，又知道她要出国，就将棋盘撤了，围着她问了些话。问加拿大有多远，多大，冷不冷，说的是哪国语言，等等。蕙宁一一地回答了，就有个病友说：“这孩子一走，也不知哪一天回来。让他们父女两个说会儿话吧。”众人便都散了，留了他们两个坐在阳台上。

蕙宁从挎包里拿出一盒韭菜馅的饺子，放到桌上来。黄尔顾虽在南方生活多年，口味上却还是山东人，连着吃几顿米饭就腻味，嚷嚷着要包饺子吃。飞云和女儿都跟着他学会了擀饺子皮。黄尔顾拿起饭盒闻了闻，也不用筷子，伸手就抓了一个饺子填进嘴里，还是温和的。嚼了嚼，却咽不下去。哑哑地叫了声“妞”，竟再也无话。父女两个呆呆地看着一轮大大的落日，红气球似的悬在树梢上，把树烧得鲜血淋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