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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2页）

蕙宁是从那位老师语气上的犹豫和自己背上那些蠕蠕爬动的眼光里朦朦胧胧地猜到这话的真正含义的。那一天她回到宿舍，收拾出几件脏衣服拿到盥洗室去洗。水在脸盆里积了很久，沿着池子流到地上淹过了她的脚背，她才猛然发觉。后来她将洗涤过的卫生带晾在了走廊上一个很显眼的角落。她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就想起了那年阿九挂着牌子站在小城钟楼上的情景，也想起了拴在阿九脖子上的那只破布鞋，甚至阿九嘴角上那个似笑非笑的笑。

在那一刻里蕙宁真正理解了阿九在后来诸事上的刚强——被那样的鞋子拴过的人，还有什么承担不起的东西呢？想到这里蕙宁不禁后悔了自己的天真。早知如此，倒还不如真正和谢克顿来一手呢，也不枉担了这样的虚名。若真与谢克顿有过一手，那一手大概也是叫人**气回肠终生难忘的吧？蕙宁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便明白其实众人也没有完全冤枉她。在她心底最隐秘的地方，果真是有那么一点好奇，那么一点狂野不羁的。她也是真有那么一点喜欢那个姓谢克顿的洋人的。

在那件事以后，蕙宁对谢克顿就疏远了起来。蕙宁的作业本上，评语依旧比别人的长，可是课堂上谢克顿的眼光越过一排又一排的座位来找蕙宁时，蕙宁就不再去接，任由它在半空中散成许许多多块碎片。有时两人的目光不小心在空中相撞，蕙宁的眼睛刹那间便化成了两颗不带生命和表情的玻璃珠。暗地里蕙宁渴望那个男人会因焦灼不安而失态，她企盼他会来找她询问缘由，可是他没有。她看不出他的失落，反倒是她自己渐渐地失落了起来。后来她才知道，谢克顿就是在那时隐隐意识到自己带给蕙宁的伤害。于是他便渐渐开始收敛形迹。

有一天放学，蕙宁在路上看到了丹尼。丹尼挣脱保姆的手，穿过马路直直地朝蕙宁跑来。在离蕙宁很近的地方他突然停住了步子——几个星期不见，他开始和她生分起来了。“温妮你想我了吗？”丹尼问。蕙宁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却热了上来。“我爸爸也想你。”

后来团支部会议和班会上便常常说起外事纪律。指导员提纲挈领的发言之后，便是集体讨论。众人的发言里充满了对破坏外事纪律的人的憎恨，人格国格之类的词语很容易地将情绪煽动了起来。没有一句话是关于蕙宁的，又没有一句话是与蕙宁无关的。在这种场合里没有人邀请蕙宁发言。蕙宁早已习惯了将沉默作为发言的一种形式，而众人也早已习惯了将蕙宁的沉默当作默认。

再后来全年级组织欢迎外宾活动，没有人通知蕙宁。再后来参加美国领事馆电影周的学生名单里，蕙宁的名字消失了。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很多次之后，也就是毕业的那年，蕙宁得知了被分配回小城的消息。指导员宣布了分配方案之后，对蕙宁叹了一口气：“往后的路你可得走好了。”从那口气里，蕙宁知道自己从前的路，大约走得很糟糕。

谢克顿听了蕙宁的话沉默无言，许久之后才说：“温妮，我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里相遇的。”蕙宁想问：那么现在呢？现在算是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了吗？可是她终究什么也没问。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一家有名的西餐馆为蕙宁接风。饭桌上蕙宁显得疲惫不堪。晚饭后蕙宁很早就回房休息了。睡在干净温软的**，蕙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她开着台灯，一个一个地数着墙纸上那些坐在南瓜里傻笑的肥硕可爱的娃娃们，睡意却迟迟没有被催生出来，只好起身上厕所。在楼道里她听见了楼下压低了的电话声。出于好奇她屏息地站了一会儿，隐约听见谢克顿在说：“明天她可能会去学校找你。不要说那笔奖学金是我捐设的，也不要说评审标准是我制定的。总之，越含糊笼统越好。”

第二天早上蕙宁并没有去学校，她对谢克顿说她需要休息一天把时差倒过来。当她听见谢克顿的汽车轰轰地消失在坡下的时候，便翻开电话簿找到了灰狗车站的号码。很快她就问到了去多伦多的班次和票价。幸好她的行李尚未完全打开，收拾起来并不太费事。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在冰箱上留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谢克顿教授：

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地点里发生的故事很难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真正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无法重复的。

我把急需的行李带走了，其余的暂时存放在你这里。等我在多伦多安顿下来后，再来取——希望你不介意。

钥匙藏在门口垫子下面。

蕙宁走出谢克顿的家，仰起头来看天，才发现安大略的天空确实很蓝，蓝得几乎让人有些心酸。

28

蕙宁走出灰狗长途汽车站，就立即被多伦多的闹市淹没了。看着红色的有轨街车在马路中间笨重地开过，各种肤色的人擦着她的肩膀行走，听着各样的声音在她耳边嘈杂地飞来溅去，她仿佛进入了一幅色彩线条和形状都很纷乱的抽象派油画里，突然间生出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惶惑。在这样的惶惑中，她开始怀疑她是否不该如此意气用事地离开伦敦。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钻进了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刚刚拨通就有人接了起来。

“温妮你在哪里？我一直守在这里等你的电话。”

蕙宁的眼泪汹涌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他的话，却是因为他的声音。在这个纷乱陌生的新世界里，谢克顿是她唯一一件熟悉的参照物。他是她与这块大得没了章法的土地之间的唯一联系。他的存在提醒着她的存在。没有他的存在她就失却了存在的依据。

听到她的哭声他越发焦急起来：“告诉我你在哪里，我马上开车来接你。你若不喜欢伦敦，总是可以转学的。你若不喜欢住在我这里，也总是可以另找地方的。可是你在多伦多，人地两疏，你让我怎么办呢？”

蕙宁哭过之后，心里就渐渐地平静了些：“你让我试一试，走不通了，再来找你。”

放下电话，蕙宁甚至为方才突发的软弱感到了一丝难堪。她伸进口袋里找手纸擦眼泪，却摸到了口袋深处一个小塑料纸包。这个纸包里，裹着的是两张薄薄的美金绿钞，每一张都是一千元的面值。这个纸包是临行前阿九塞给她的。那天夜里阿九精神很好，按着蕙宁坐到琴凳上，戴上老花镜找出针线来替她把钱缝到口袋里。阿九的眼神差，手也拿不稳针，抖抖地几次差一点儿扎到她的肉里。却咧着卸下假牙之后很是干瘪的大嘴笑着：“都说穿着裤子缝裤子，将来要做贼。做贼你也得在家门口做，可别在加拿大偷，出事没人保你。”蕙宁就问阿九哪来的钱？问了几遍，阿九也不答话。后来阿九把线头咬断了，才说：“这钱你平日不能动。这是让你买回来的机票的。”

此刻蕙宁摸着那个塑料纸包，心里微微地有了些底。就翻开手提包找出一张揉得很皱的纸片，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后来就是这张揉得很皱的小纸片，成就了蕙宁留学生涯里的第一个传奇故事。这张纸片使得她终于没有动用阿九塞给她的钱。

这张纸最早来自飞云去上海华山医院进修时发的一本教材。飞云进修回来后，这份教材就一直躺在家里的书架上收集尘土。临行前蕙宁随手撕了上面的一页来包裹她的毕业证书。就这样，这张纸跟着蕙宁旅行了很远的路途来到加拿大。那天蕙宁离开谢克顿家时整理了几样随身携带的物件，突然发现了这张纸。确切地说，是突然发现了这张纸上的一个地址。地址上的那个人，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授，那份教材的编辑之一。这张本来毫无意义的废纸片，刹那间鬼使神差地给了蕙宁一个大胆的启示和联想。

于是蕙宁揣着那张纸片，来到了多伦多大学，敲开了那位素昧平生的教授的门。教授面对这张从他手里启程，穿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又穿过半个地球回到他手里的纸片惊叹不已。这种类似怀旧感伤的情绪是很容易营造出一种合适的气氛的，而合适的气氛是合适话题的滋生土壤。

教授听了蕙宁的故事后沉吟良久，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五年之后你会做什么？”蕙宁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然而脱口而出的回答却使她对自己无比惊异：“我想学一技之长。我想当护士。”历史在这里稍稍地重复了一下自身——蕙宁的母亲飞云在几十年前就是用这句话回复了阿九的问题。蕙宁也许没有意识到，其实她已经开始在一步一步地重复母亲走过的路了。

五年以后蕙宁并没有成为护士。蕙宁的目标是在更后来的时候才达到的。为了这个目标，蕙宁在那个教授的实验室里洗了几年的瓶子。然而就是那些洗瓶子的经验，为她铺就了进入护理学院的路途。

29

五年以后萱宁在多伦多见到了妹妹蕙宁。那时蕙宁正在多伦多大学的护理学院念书。

虽然蕙宁在寄往家中的信里多次提到过她清贫的学生生涯，当萱宁看到蕙宁在多伦多的住处时，还是吃了一惊。

蕙宁住在老城区一座破旧的木屋里。屋子共有两层半楼，鸽子笼似的隔出了十来个房间，杂杂乱乱地住了十几口人。蕙宁的房间在顶层的阁楼上。在低矮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蕙宁的腰身便有些佝偻。房间里除了一张大床垫几乎没有家具。替代家具的是一些尺寸各异的纸箱子。屋角有一台电视机，拧开时只看得见黄和绿两种颜色。萱宁坐在蕙宁的床垫子上，望着蕙宁空空****的四壁叹了一口气。在国内读了很多轰轰烈烈国外寻梦小说的萱宁，对蕙宁平淡穷困至极的留洋生活深感失望。就是在那一刻里，萱宁做出了不再读书立即找工作的决定。

夜里躺在蕙宁的大床垫上，姊妹俩说了些别后的事。

海鲤子的妈谢春兰去年死了，是乳腺癌，查出来以后只活了四个月。刚开始时，家里人都瞒着她，只说是长了个疖子，开了就好。那春兰本是个生性简单的人，见众人都这么说，也就这么信了。加上身骨向来健壮，吃得下睡得着，开完刀做完放疗化疗，果真还好过一阵子。死却是很突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