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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3页）

两人便面对面地坐了下来，一边相互端详，一边依旧笑个不停。两人身上都有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却又是说不得的。自从龙家搬到省城之后，龙黄两家的人便很少走动了。他们中间隔的是十几年的空白。这十几年的空白其实只是背景，那长长的背景上又重重叠叠地堆砌着多少个故事。故事又都是挺沉重的故事，不适宜在久别重聚的场合里叙述。于是他们便只有笑。笑了半天，海鲤子才指着萱宁的肚子，问是第几个？萱宁竖起一个手指，说：“先投石问个路。路不好就此打住。路若好呢，生他三五个也没准。猪崽似的爬一屋，饿了给吃的，渴了给喝的，倒也不错。”说得海鲤子又笑。萱宁就问海鲤子养了几个？问完了才想起是蠢话——在中国还能生几个呢？就赶紧改问孩子上几年级了？可否听话？

两人聊了些孩子，又聊了些老人。海鲤子说自从他母亲去世后，他爸的脾气就很是怪异起来。小辈们一句话没说好，他就能在屋里不言不语呆坐一天。老干部活动室就设在街角上，他也不愿去。给他拿了老年大学的报名表，他一把揉了扔在垃圾桶里。人老了若没个兴趣爱好真叫小辈人操心。萱宁叹了一口气，说：“我爸倒好，八十岁的人了，哪儿都想去，什么都想干，可惜却走动不了。幸亏有那个人在身边……”说了半截，突然想起母亲就是为了这事才决定出国的，便把话咽了回去。

待两人把老人孩子都聊得差不多了，里头就走出一个高个子的壮实男人来。男人穿一套深灰色的西服，身子将衣裳撑得满满的。颌下唇边的胡子都刮过了，却又长了些茬子，生生硬硬地越发显衬出一脸的红光来。男人见着海鲤子，远远地将手伸了过来。萱宁就对海鲤子说：“这是我先生，认识他的都叫他大金。餐馆的名字，就是用了他的姓。”又指着海鲤子对大金说，“他就是我常说的那个画家。我们两家是邻居，我跟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直到上了大学才终于得以摆脱。”

海鲤子就摇头：“我可不记得我那时候有那么讨厌啊。”萱宁咦了一声，说：“我可没说过这话。你从小就讨女孩子喜欢，你打篮球全班女生都去看篮球，你游泳全班女生都去学游泳。你要杀人怕都有人跟你去杀人。可你的眼睛只盯着一个人。”

海鲤子嘿嘿地笑，却不回话。

这时酒菜就全上来了。萱宁给各人碗里都夹了些菜，三人便轻斟浅饮了起来。借着酒力，海鲤子随口就问这餐馆一年可挣个什么数？萱宁犹豫着，拿眼睛看大金，大金反痛痛快快地说了个数目。海鲤子在脑子里将这个数目飞快地兑换成人民币，只觉得是个天文数字。大金就解释给他听，这笔钱里多少多少交了房租，多少多少交了员工的工资，多少多少交了各式各样的保险费，又多少多少交了入息税。剩下的，也就够支撑一个家。海鲤子这才体会到在加拿大过日子其实也不容易。

说来说去，他平日对自己的冷淡，还是嫌自己配不上他的才情。当初他若跟蕙宁结了婚，自然就不是这个情形——两人怕是有说不完的话呢。想到这里，心里未免有些酸溜溜起来。偏偏海鲤子又不识时务，大大咧咧地问：“蕙宁在哪儿？给我个地址。这回把行程安排到多伦多来，就是为了来看她的。”萱宁浅浅一笑，将眼帘垂了：“可不是嘛，若不是为她，你哪会想起来看我呢？”海鲤子顿时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就打着哈哈：“哪里的话呢？”

萱宁将壶里剩的酒都倒在自己杯里，叹了一口气：“蕙宁是谁？我又是谁？她如今连我这个姐姐也不认了。”大金抢了话头，说：“你喝不得这么许多。”一边就拿眼睛暗示萱宁。萱宁却直直地看了回去：“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说也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有一两年没见着蕙宁了，除非你有她的消息。”大金的脸上就有几分尴尬。

海鲤子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又不好再往下问。桌上就很是冷场起来。海鲤子坐不住，便起身告辞。大金赶紧套上外衣，要开车送。萱宁说：“你喝了这么些酒，开不得车的。叫辆出租车吧。”哪里还拦得住？大金早已走进了一街的冷风里去。

上了车，两个男人一路无话，呆呆地看着路灯一盏一盏地被甩在了身后。一车的污浊酒气，熏得人昏头昏脑。待车子停到了旅馆门口，大金才撕了一张小纸头，匆匆写了几行字，交给海鲤子：“这是蕙宁工作单位的地址，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海鲤子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叠好藏在皮包的夹层里。心里有一千句话要问，却找不出一句开场的。半晌，才握了握大金的手：“你对萱宁好些。”

47

我的生命被时代和事件纵横切割成若干块大大小小的碎片，我虽然完整地拥有了所有的碎片，可我并没有完整地拥有生命。我缺少一条贯穿碎片之间将局部连成整体的线索。碎片只有依附整体才各自具有意义，光拥有碎片的人生是零散飘浮杂乱无章的。而我则早已习惯了在这样没有主题的隧道里穿行过我的人生。我甚至忘记了我的生活曾经不是这样的。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我突然意识到，你就是我生命里那条使所有的碎片具有意义的线索。第二天早上起床，当我心不在焉地穿着衣服的时候，妻子闲闲地对我说：“昨晚你在梦里喊她的名字。”

我吃了一惊。我和你之间的初恋，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果树上结出的一个青果，在经历过一整个秋天所有的伙伴都已成熟离去之后，它却始终没有长大。生命中这样青涩的果子，往往只有一枚。我以为我把它埋藏得很深，却不知道妻子是怎样找到的。

“其实，你去看看她也挺好。圆了你的梦，回来说不定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妻子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细细的怜悯，让人想起用羽翼守护儿女的母鸡。我妻子是一个有很多毛病的女人。她的毛病是常见的，许多女人都有的那种。而她的好处倒是罕见的。所以为了她为数不多却很珍贵的好处，我宁愿容忍她数目众多的常见毛病。在婚姻的道路上，我走得还算省心，因为我和她都信守了我们各自最初的承诺。在我们龙家男人身上，都流动着一股细细的却永远不会枯竭的血脉。金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权力却有。人生的哪一个目标不需要付出投入呢？所以我们在通往仕途的路上也需要摆上祭物：比如爱情，比如艺术。我父亲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哥哥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我走过半个地球来到多伦多，并不是为了与你探讨关于仕途婚姻这样沉重的话题的。我到多伦多来，只是为了看你。

蕙宁，我失去你已经很久了，我早已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甚至很少想起你。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失去了你的。我为自己编造的解释是：当时你正站在人生的某一道门槛上，门槛的里边是你的少年时代，门槛的外边是你的青春岁月。你只有挣脱少年时代的梏桎，才能跨入青春的门槛，如同蚕需要蜕皮，才能长大一季。而我，就是你蜕下的那层皮。不蜕下我，你便跨不过那个门槛。

高中毕业前夕，你我曾经相约一起报考省城的大学，后来你却不辞而别去了上海读书。我的信一封又一封地追随着你。大学四年里我最热衷的一项课外活动便是写信和等信，当然我并没有等到太多的回音。你固执的沉默使我对你青春门槛那边的生活所知甚少。这样也好，在我记忆的真空里，你将以永恒的少女形象存在，生活的污水泼不到你头上，世俗的红尘落不到你身上，旅途的泥泞也沾不到你脚上。

蕙宁，与你相处其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是如此的刁钻骄傲机灵。谁能想到你那个戎马半生的父亲会生下你这样的女儿呢？你的姐姐萱宁似乎更像是你父亲的孩子，她是你在镜子里的投影，一模一样，却又截然相反。在我们出生以前，我们的父辈就已经编织了许多交缠不清的关系，于是我们几乎毫无选择地从我们两家大人的手里继承了这些关系。也许我早已用童稚的眼光洞察了我父亲在你父亲面前的谦恭顺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如何在你面前谦恭顺从。这样的关系延续了我们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样亲密无间两小无猜的关系如一掬山泉般清淡自然。然而在这样清淡的水里，如何能酝酿出诸如沸腾之类的情绪呢？青梅竹马造就的只能是兄妹而非爱人。

这个道理，在我还不谙男女之情的时候就已懂得。记得那年上小学三年级，我们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你的小外婆阿九。阿九拉着我们去她家吃新煮的黄菱。阿九从锅里挑出一个最大的剥开了给你，又挑了一个剥开给我，最后才递了一个给萱宁，却要她自己剥开。蕙宁，你有萱宁所没有的一切缺点，却又没有萱宁所有的一切优点。可你却能使任何同时认识你们姐妹俩的人对你产生偏爱。你很小就有这个本领。阿九一边看着你将滚烫的黄菱肉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一边笑眯眯地对你说：“小锁吃了快快长，长大了给海鲤子做新娘。”萱宁听了哧哧地笑，你却狠狠地瞪了阿九一眼，说：“海鲤子是哥哥，我才不嫁给哥哥。”这句在本意上对我不屑一顾的话，当时却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在那时我就知道，哥哥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称呼，要将一辈子抵押上，方能扛得起这个字眼。

后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才渐渐地对我不再那么习以为常起来的？大约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

那时我们开始疏远起来。有我在的场合依旧还会有你，但你却坐得离我很远。你不再直视我，也不再支使我。你甚至不太和我说话。可你的眼睛却像一对钩子，斜斜地抛过我们之间的距离，落在我身上。很软却很深，扎得我心里隐隐生疼。就是从那样的眼光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变化。当时我以为我终于摆脱了童年的印记，像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男子汉那样地赢得了你的重视。十八岁的我是多么的幼稚又多么的狂妄。一直到许多年后，我成了在生活的河滩上淌了一身泥淖的男人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我之所以引起你的关注，不是因为我日趋发育魁梧起来的身体，也不是我渐露峥嵘的艺术天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我大概还会永远是你的小哥哥，至多是个有点本事的小哥哥，就像我的哥哥们是你的大哥二哥一样。

你开始注重我，是因为你突然发觉你有可能不再是我世界里的唯一内容。你是从别的女孩子看我的眼光中发现了我的存在的，在那之前我站得离你太近反而成了你视野中的盲点。在众多关注我的目光中，当然也有你姐姐萱宁的。以那样舍近求远迂回辗转的方式认识男人，是都市女性的一大通病。你虽冰雪聪明，却也未能免俗。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你的眼光。你的眼光里那些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内容使我欣喜，也使我心疼。我知道只有一句话能使你的眼睛重新清澈晴朗起来。我把这句话在心里攒了很久很久。每多攒一天，它就多了一份重量。到后来它实在太重了，重得让我的身躯几乎无法承受。是的，这样的一句话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单独承受的。只有两个生命叠加重合在一起，才可以承受。我将这句话独自沉重地积攒着，想攒到我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那一天来了又去了，我却始终没有找到诉说那句话的机会。

从生养我们的小城出发，你去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我去了省城的一所美术学院。我们如两根直线，在小城交叉而过，各自穿行己路，而且离彼此的轨迹越来越远。在那以后我只见过你两次。一次是听说你停学回家养病。我向学校请了假赶到小城看你。你很瘦，两个眼睛如两口深陷的黑井。你的头发也掉了许多，稀疏干涩地泛着棕黄色。外边已经是春天了，满枝的夹竹桃花在轻风里婆娑地抚弄着你的窗子。你却还穿着一件厚重的毛衣，拥被而坐。你身上的变化使我震惊万分，久久无语。你却对我微微一笑：“我好了，明天就去订回上海的船票。”事隔很久我才知道，那次你是在学校里蒙受了不白之冤，回家舔疗伤口的。你如此勇敢地面对了人生的第一个大浪，你使我明白了你其实不仅仅是你母亲的女儿，你也是你父亲的女儿——一个军人的女儿。

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机场。我接到你要出国的消息时，已经很晚了。我立即启程从省城赶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你送行，你却已经进了海关大厅。也许是心有灵犀之故，你突然间回过头来。你看见了我，十分意外。你丢下行李朝我奔跑过来。你把手平摊开来，我也把手平摊开来。我们隔着玻璃用手掌紧紧握别。我看见你的嘴唇在翕动，你也看见我的嘴唇在翕动，我们却彼此都听不清楚。这样的告别方式其实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这样模糊不清却又韵味无穷的。

这就是我走过万水千山来追寻你的原因。

此刻我正揣着那张地址来找你。其实我完全可以事先打个电话给你，可是我更愿意看到一个猝不及防没来得及戴上面具的真实的你。你的医院很好找，一下汽车就是。问讯处的小姐很和气地指点给我你科室的所在。到了你科室，我问接待台的护士你在不在，她疑惑不解地望着我，我才记起你似乎有一个英文名字。可是我实在想不起你的英文名字，只好说：“我找那个漂亮的姓黄的中国护士。”她被我逗笑了，说：“哦，你是说温妮，她在大厅里。”

大厅在走廊的尽头，装了很多人，都在三五成群地端着杯子聊天。喧哗声随着音乐从一个角落溅到另一个角落，屋子就很满了起来。屋中间摆着一棵几欲贴到房顶的雪杉，树身上缠绕着许多盏细小的灯饰，一明一灭的，如万颗晨星闪烁。我突然明白过来，这大概是你们单位的圣诞晚会。

在人流中我一眼就看见了你。你靠在一根柱子上，端着一只高脚酒杯在独饮。你穿了一件墨黑色的晚装，**的颈项和肩膀白皙而瘦弱，使你看上去像有些怕冷的样子。你的头发在脑后松松散散地编了一根辫子。十余年不见，你已经不是那种清纯少女的形象。你的脸越发地细长了，你的颧骨越发地高了，你的眼睛越发地深陷进去，你微笑的时候带着一股漫不经心慵懒疲惫的沧桑。在那样喧闹的背景里，你似乎是一种清寂的反衬，又似乎是一种含蓄的应和。你成熟了，我看到你在异国他乡风情万种地成熟了。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你并不是在独饮。在你不远处，站立着一个男人。男人和你是整个背景里唯一的两张亚裔面孔。男人很高大壮实，如果把他挪到你面前，他一定会像一棵大树那样将你完完全全遮挡住。你们并没有说话，我是从他看你的眼神里推测出你们之间的联系的。他的眼光仿佛是一架遮幅很大的扫描仪，将你整个地笼罩起来。你在躲，却又躲得都是痕迹，结果反将自己彻底地暴露给他了。你们的眼光就这样在人流的掩饰下捉了很久的迷藏。

舞曲很长，众人跳得累了，就三三两两地散到边上去。不知何时，场上只剩了你们两个。你发觉了，有些不自在，就松开了他的手。他扶着你，呆呆地靠墙站了一小会儿，却突然用一条腿在地上单跪了，大声地用英文对你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懂，可是众人大约都听懂了，愣了一愣，全盯着你看。你的脸陡地红了上来，又渐渐地白了下去，却仍是不肯说话。众人就开始鼓掌来催你说话。谁知这一催，你便将手捂了脸，飞也似的跑了出去。你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我却清晰地看见了你脸上的泪水。我的心又一次隐隐地疼了起来。

蕙宁，我的妹妹，我的亲人。不要再等待，不要再逃避。你已经很成熟，你甚至太成熟了，你不应该再那样孤独地待在枝头上。再复杂的耕耘也是为了收获，再简单的收获也胜过无望的耕耘。我和你的姐姐萱宁都已经把自己收藏在人生的谷仓里了。我们的谷仓也许并不完美，甚至也会漏风进雨。可是我们宁愿在不完美的谷仓里拥拥挤挤地度过一生，也不愿在完美的枝头上孤独地度过一冬。

也许，你应该给那个男人，不，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你会吗？

蕙宁，哦，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