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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1页)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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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航程在连绵不断似睡似醒的梦境里过去,真正清醒过来时飞机已经开始降落。蕙宁从窗口望出去,先是看见了大朵大朵的云。从云和云之间的空隙里,她毫无防备地看见了加拿大的地。地是极大片的绿,被灰色的路切割成许多个规规矩矩的小方块。小方块从无边无际的地方开始,又在无边无际的地方结束。这样的绿和这样的大都是蕙宁以往所不曾见过的。这么多的方块里哪一块是自己落脚的呢?飞机轰鸣着贴到了地面,蕙宁心里突然无根无基地空**了起来。

出海关进入接机大厅,蕙宁一路东张西望,却没有看见一张熟悉的脸,便怀疑是否把航班号告诉错了。只好将两个沉沉的大箱子拖到边上,找了一张长凳坐下,打开手提包找谢克顿家的电话号码。临行前特意抄在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这会儿反而翻来翻去地找不见,就急出了一身的汗。

这时有一个老头推了一辆手推车过来,将她的行李扛了上去。蕙宁猜想是机场的搬运工,便说我自己拿得动。那人也不理会,推了车就径自往前走。蕙宁慌慌地站起来跟在后头追行李,一路嚷着:“别,别,我在等人。”那人终于停下步子,眯着眼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等人。”蕙宁吃了一惊,仔细地将那人看了一眼,才看出原来就是谢克顿。

几年不见,那人变了许多。头发在头顶上谢出大大的一个圆圈来,周遭剩下的,也都是很灰白的了。五官倒还是老样子,只是脸上蓄起了大大一蓬胡子,几乎把嘴整个地遮掩了。身量上矮了一些,也胖了一些,多走了几步路,竟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蕙宁算算谢克顿大概也不过五十出头,怎么就老成这个样了呢?

谢克顿见蕙宁愣愣地望着自己,便越发哈哈地笑了起来:“温妮我没吓着你吧?老也有老的好处,省得闹中年危机。将来跟你在一起,都是相安无事的日子。”

蕙宁听见“和你在一起”的话,不觉地有些刺心,勉强笑了笑,便钻进了他的汽车。谢克顿的车是辆日本车,车身很是窄小。他伸过手来斜斜地拥揽了她一下,她轻轻一躲,就碰上了车门。飞机上她已经把他们见面的情景做过种种想象。她设想过他的炽烈,也设想过他的沉静。她甚至设想过他会像在公平路码头那次一样地吻她。自从她知道她和他重逢的可能性之后,他的那个吻突然异常鲜明清晰地从岁月的积尘中凸现出来,温热地触摸着她的嘴唇。可是那些多彩多姿的想象中,没有一种是眼前的这个样子。蕙宁也不知自己在谢克顿眼里又变化了多少,一时便生出了几分失望和惶惑来。

谢克顿的家住在大学城伦敦,离多伦多市大约两百公里。一路开着车,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天边那一排红云压得越来越低,稀疏的车流很快被浓起的暮色吞没了,只剩下橘黄色的车灯,拉着长长的亮线在高速公路上萤火似的扯过来扯过去。谢克顿问蕙宁:“还好吗?”蕙宁说:“不怎么样。”谢克顿也不往下深问。两人默默地发了一会儿呆,各想各的心事。

后来蕙宁就问丹尼怎样了?谢克顿说长成个大孩子了,开学就上小学四年级。书读得普通,冰球倒打得不错,这个赛那个赛的还挺忙。停了一会儿,又说:“丹尼现在不跟我住,跟他妈住,隔两周才回来过一个周末。”蕙宁听了这话,猜想他们两口子大约是离婚了,便问丹尼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他妈住的?谢克顿说了个时间,蕙宁一算,正是谢克顿给自己写第一封信的前后。蕙宁至此才明白过来,谢克顿非要等离完了婚才给自己写信,信里竟一字也不提离婚的事,大约是不愿意把自己牵涉在里头,让自己出国时心里不带着负担。便对那人的细心体贴暗暗地存了几分感激。

蕙宁又问学校在哪里?明天能不能带自己去见一见系里的教授,谢一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那些人——自己托福也没考好,毕业了就教书,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研究论文发表,却得了这么大一笔的奖学金。她的同学朋友,没有一个不羡慕她好运气的。谢克顿听了这话只是笑,说:“着什么急呢?这班人,没你想象得那么好,不过是些学术混混罢了。你想见,还不是随时的事?先把时差倒过来,休息好了再想学校的事情。”

蕙宁又问托找的住处有着落了吗?离大学有多远?谢克顿说一时半刻还找不着合适的地方,不如先住他家——反正有的是空房子。离大学是有点远,不过他上班也要开车,顺便就捎着她上学。放学她要是等不上他的时间,就自己坐公车回来。过一阵子等略微适应些这边的环境,再作长远打算不迟。蕙宁虽觉有万般的不便,却知道自己人地两疏,只能暂时在他那里落脚了。

如此这般地开了约有两个小时,就到了小城伦敦。谢克顿的家在一个小斜坡上,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木房子,无遮无挡地沐浴在一片水银似的月色里。房子整个漆成乳白色,只有屋顶是尖尖的一抹浅绿。绿色的屋顶上蹲着一只绿色的烟囱,犹如一个顽童伏在高处窥视着低处的种种隐秘。这样颜色这样形状的房子,让蕙宁想起了当年谢克顿教过的安徒生童话。房子前头是一段石子路,门前有两三级石头台阶。台阶两侧有两根黑色的细铁柱子,铁柱顶端伸出两只铁臂,臂上擎着两盏路灯,照出周围一片葱茏的草地和草地上云雾似的花丛。

蕙宁从车上跳下来,也顾不得拿行李,便跑到台阶上坐着看花。花有三层:最矮的一层是三色堇和雏菊,低低地沿着墙根爬开去;第二层是绣球;比绣球开得还高的是玫瑰。那玫瑰不规规矩矩地长在枝条上,却沿着一片木格子板,狂野地爬了一墙,一团一团地在墙上溅出血似的深红来,很是触目惊心。蕙宁从来不知道玫瑰竟有这种长法的,便猜想水不同,土不同,花自然也不同。

谢克顿一人将行李提进了屋,又找出一把大铁剪子出来,递给蕙宁:“看见哪朵好,就铰下来插在你屋里。”蕙宁哪里舍得,谢克顿便笑她:“傻瓜,这花就跟头发似的,剪得勤才长得快。”蕙宁就接了剪子,果真挑了几枝好的,剪下来拿在手里。谢克顿早备下一个装了清水的陶土花樽,将花红红绿绿高高低低地插了一瓶。两人举着花瓶,一起上了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谢克顿指着尽里的一间屋子,说:“那是你的。”

蕙宁推门进去,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里头摆了一张小床、一张梳妆台、两个床头柜。**铺的是一条粉红底带兰花的新被子。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彩纸包着的盒子,纸盒上贴着一朵银色的纸花,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生出幽幽的光亮来。谢克顿递给蕙宁一串钥匙,一一交代了哪把是前门的,哪把是后门的,哪把是卧室的,哪把是信箱的。交代完了,就将门掩了,自己退了出去:“我先去洗澡。你收拾收拾东西。收拾完了,楼下左侧也有个浴室,你也去洗个澡。洗完了我在客厅等你,休息一会儿再带你出去吃饭。”

谢克顿走到半道,又折了回来,指指梳妆台上的纸盒子,说:“给你买的。”不久蕙宁就听见了叮叮咚咚的水声,便把卧室的门从里头反锁了,走到梳妆台前,贴着镜子看自己。只见镜子里的那个人,眼窝又深又黑,甚是疲乏的样子。又忍不住打开了那个纸盒子,原来是一件真丝睡衣。睡衣是紫罗兰色的,腰上有一根细细的带子,领子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商标牌子,叫“维多利亚秘密”。衣料极是轻软,捏在手里就像捏了一股流来流去的温水。展开来铺在身上,竟完全是自己的尺寸。蕙宁的脸突然有些烫了上来,慌慌地将衣裳塞回到盒子里去。

后来就收拾出几样急用的东西,下楼去洗澡。路过厨房,看见冰箱上用吸铁石粘了一本挂历,当天的日子上画了一架飞机,飞机上又用红笔涂了一颗大大的心。蕙宁心里动了一动,暗想这个男人大概还真是盼望着自己来的。

洗完澡出来,谢克顿换了套家常便服,早在客厅里沏好咖啡等着了。蕙宁在沙发的这头坐下,就听见沙发那头谢克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声“终于”。

蕙宁不知说什么好,便捧着咖啡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咖啡很浓也很苦,可是她却不能向对阿九那样地说:“换一杯淡的。”他们中间,隔的是三四年的时间。这三四年里,又各自腻腻烦烦地有过了许多事情。人都还是同一个人,心境却不再是同一种心境了。就如同踩着石头过河,每天踩的是同一块石头,过的是同一条河,看上去像是同一个景致,可今天的水却不是昨天的水了。

“蕙宁你现在终于可以告诉我了,那年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蕙宁知道谢克顿迟迟早早要问那件事的,只是没想到他竟如此地等不及。那些旧事早在她心里结成了厚厚的一个茧子,四周包着层层死皮。这些年来,她都小心翼翼地绕着那层死皮走。有一天夜里,她突然在梦里记起了那些旧事,醒来看见窗外白花花的月光,仿佛有人拿了一把尖尖的锥子,在死皮上插了下去。隐隐地,还是疼,才知道那皮其实还没有死透。

事情是从谢克顿太太那里开始的。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公正。更确切一些的说法是:蕙宁以为事情是从谢克顿太太那里开始的。

蕙宁班上的同学实际上早已注意到了谢克顿看蕙宁时的眼神。上课前谢克顿常常把一大摞改过的作文本子放在后排,让大家自己拿。蕙宁根本不知道,她的作业本经常是传了一大圈之后才传到她的手里。谢克顿写的评语通常很短,只有一两个字。可是蕙宁的本子上,却会有一两句话。比如有一天,谢克顿是这样写的:“你的眼睛像显微镜,但愿经过你放大的都是美丽的东西。”

诗情横溢的谢克顿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眼睛的评语,往往可以被读出很多层的意义。流言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流言刚开始时只是一缕轻风、一股清烟,看不见,摸不着,却沿着墙缝、门缝、窗棂格缝无孔不入地钻进每一间宿舍,每一层楼。于是众人看蕙宁的眼神就有些异样。那时候异样的,还仅仅是众人的眼神。真正把那缕轻风拨弄成可见可触的细雨,把那股清烟点化成有形有质的火星的,是谢克顿太太。

那个夜晚谢克顿太太回到家里,推门看见自己的丈夫在给蕙宁擦眼泪,便坚持要送蕙宁回宿舍。蕙宁沉浸在父亲病情引起的焦灼不安里,竟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一路上异乎寻常的沉默。到了宿舍门口,蕙宁发现没带钥匙。已经过了熄灯的时间,屋里黑黑的,只有楼道里还亮着灯。蕙宁贴在门上听了听,屋里似乎很静,便知道同屋大概都睡了。只好怯怯地叫了几声门。那天夜里很冷,风刮得呼呼的。同屋刚把被窝睡暖,都懒得起身,动作自然就慢了几拍。最后是谢克顿太太叫开的门。

众人听见教授太太的声音,都慌慌地披了棉袄从被窝里钻出来。有人摸摸索索地在抽屉里找出半截蜡烛,点着了揿在茶杯底子上,屋里才有了些光亮。众人在谢克顿家里都见过这位太太了,便借着这个机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她操练英文。女人问:“你们熄灯后是不是都要回寝室睡觉的?”众人都点头,女人就笑:“军营,典型的军营生活。”笑完了又转身对蕙宁说:“你这个孩子,是个不合群的坏兵,这个时候还待在我们家里。他这个人,到哪里都讨女孩子欢喜。他只在这里待几个月,最多一两年。到时候他拔腿就走了,剩了你一个可怜的艾米丽能拿他怎么样呢?”艾米丽是谢克顿教的英文小说里头的一个人物,在墨西哥的咖啡馆里当女招待,死去活来地爱上了一个英国来的大教授,却被教授始乱终弃。

刹那间蕙宁的脸上涌起一层朱红,一片寂静中蕙宁清晰地听见了血流奔涌的声音,犹如瀑布轰鸣地撞到身体的骨架上,散成细细碎碎的浪花跌落下来。毫无准备又急需辩解的时刻里,蕙宁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英文很不够用,不禁想起谢克顿上课时说的一句至理名言:英文学得好不好,就看能不能用英文吵架和调情。那天蕙宁几次抖了抖嘴唇,却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后来当她终于想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时,她已经失去了听众。

谢克顿太太走后,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响,众人纷纷爬回已经凉了的被窝,临上床前又都不约而同地看了蕙宁一眼。那些眼光像一条条很细很尖的钢丝,嗖嗖地抽过来。在那样的眼光中蕙宁感觉到自己遍体鳞伤。她渴望有人会问她些什么,可是沉默像一张网铺天盖地地将她罩住——后来她一直没有能够挣脱这张网。她独自坐在宿舍的窗前,看着蜡烛渐渐地烧成一颗细细的红豆,脑子空成了一片完全没有景物的旷野。

那天蕙宁没有上床睡觉。她把那张父亲病危的电报,塞进了指导员的门里,就踩着厚厚的积雪连夜赶船回了温州。

可是那个早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那个夜里结束。事实上,那个春天发生的故事刚刚在那个夜晚拉开了序幕,正剧却整整演了两年,直至蕙宁毕业。

蕙宁从老家探望父亲回来后,马上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理由是没有经过准假擅自离校。尽管蕙宁提供了父亲的病情证明和自己的病假单,但这毕竟是一个先斩后奏的举动。蕙宁自然明白处理她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因为这个。蕙宁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几张病假单会引起那样的猜测,那种在从前足以置一个未婚女人于死地的猜测。有一天上体育课,蕙宁和班上的同学一起练习跳远。当蕙宁在沙坑里摔了普普通通的一跤之后,那个好心的女体育老师突然走过来扶起她,也不抬眼看她,却低声地对她说:“等养好了再练吧。坐下病来是一辈子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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